我和先生同时获得美国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的邀请，开始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之旅。得益于学社的慷慨资助和周到服务，背靠哈佛大学雄厚的学术资源，半年紧张而愉快的研修时光如白驹过隙，匆匆而过。

学社组织我们去新罕布什尔州的华盛顿山度假酒店过周末，那里是1948年7月布雷顿森林协议签署的地方，也是美国东北部的滑雪胜地，作为学社给访问学者安排的传统新春出游项目，深受大家好评。与此同时，国内的亲朋好友或回家过年或准备新春出游。这时国内有关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的消息正在网上悄悄传开。我所在的一个微信聊天群里也有一位在京的武汉籍朋友，当时她正烦恼着要不要带孩子回汉过年的问题。我除了同情她的烦恼，并未预感到这将与自己发生任何实际联系。

我读到了“偶尔治愈”公众号1月17日刊发的《武汉病毒纪事——2020年的第一场疫情》一文，对已经开始的春运感到不安。我把这篇文章转发到朋友圈，并评论“出门在外别忘了戴口罩”，随后又转发了世卫组织中国代表处官方微博和武汉卫健委的健康提示。

接下来的几天，有关2003年“非典”的反思文章和回忆文章陆续被人挖掘出来，特别是澎湃新闻网有关香港在12月31日出现首例旅汉史疑似病例并启动防疫的报道，让我进一步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此时，越来越多的媒体报道开始使用“新型冠状病毒”一词。

美国疾控中心通报了在西雅图出现首例确诊病例，为武汉旅归人员。当天，家人就发来微信，关心我们在美国有没有健康风险。我说已开始关注美国CDC的情况通报，暂时没有问题。我反而担心，父母和家里亲戚1月24日前往浙江农家乐的旅行计划，希望他们取消。经过反复沟通，长辈们终于取消了行程。1月23日，武汉封城。没过几天得知，其他如约前往的上海人，在一天后就被当地政府原路送回，可见国内防疫形势的严峻。

寒假的最后一个周末，学生陆续返校，校医院群发邮件提醒大家注意流感季的健康风险。信中提到学校开始密切关注新冠在全球蔓延的趋势，并特别提醒从中国（尤其是武汉）回来的学生如果在14天内有发烧等症状要咨询医生，没有要求有中国旅行史的人进行预防性的自我隔离。1月末春季学期就这样开始了。

我去旁听裴宜理教授（Elizabeth Perry）有关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研究生课程。十几个学生把Knafel一楼的一间小型会议室挤得满满当当。课前有中国学生在小声交流该不该戴口罩的问题。

课后我和裴老师去她的办公室聊天。上周末，因国内友人请我在美国打听口罩货源，我在情急之下曾给她写信。她当时在印度出差，但很快回复我，可以她的名义联系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两位教授，并邀我在周四课后和她聊聊。

裴老师与国内学术界交往多年，在武汉也有不少朋友。我们大约谈了半小时，心情都很沉重。我提到不知哈佛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如何看待这场疫情，是否会组织一些研讨活动。她自谦地表示对公共卫生议题是外行，不适合发表意见。我们大概梳理了一些哈佛相关的研究系和中心，考虑到疫情走向的医学解释、非医疗干预手段涉及的公共政策和社会经济影响等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她觉得肯尼迪政府学院和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是最合适的讨论平台，并立刻写信去询问了相关活动组织的情况。

此后，裴老师总在第一时间把相关活动的信息转发给我。3月初哈燕社的月度午餐会上，我们还交流了一下民主党初选和新冠疫情的观感，对各种阴谋论的“信息病毒”（infodemic）感到担忧。当时恐怕没人料到，短短一个月不到，中国疫情基本控制，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却陷入了抗疫的苦战！

哈佛大学亚洲中心“新闻头条之外的亚洲”研讨会系列，组织了有关“新冠病毒及其区域与全球影响”的讨论。这是哈佛自武汉疫情暴发以来第一场聚焦新冠议题的大型公开研讨会。会议汇集了来自传染病学、公共卫生政策、国际关系、医疗史、医学人类学等领域的6位学者，发言基本是干货，信息量不小（会议实录和录像已在亚洲中心网站上发布，哈佛公卫中国校友的公众号“每周健康资讯”也有部分发言的中译版）。

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自2003年SARS疫情之后，就与中国卫健委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就在2019年6月，中国国务院下属的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和他们联合主办了“中国医改十年：回顾与展望国际研讨会”。由此可以理解，哈佛公卫学者在谈起武汉疫情时的唏嘘感慨。

与会公共卫生专家和历史学家的共识是，“社会间距”（social distancing）和“隔离”（quarantine）等非医疗干预手段对延缓疫情高峰的到来有切实效果，但具体措施要经过慎重评判，避免发生次生灾难。1918年大流感期间美国费城与圣路易斯的死亡率对比图，在会上一再被学者们提到。3月中旬以来联邦和州政府领导电视讲话上，也频频以此作为美国“压平曲线”（Flatten the Curve，FTC）防疫思路的证据。

这次研讨会在星期五中午举行，原本是学生们赶着去享受周末的时候，但两三百人的会场座无虚席，放眼望去，一半以上是中国面孔。提问环节绝大多数的问题与中国疫情有关（虽然主持人提醒研讨会系列是聚焦亚洲），不少提问者关心家人在中国的健康和自己在美国的安全，疫情给在美中国人带来的压力和焦虑，可见一斑。

一个学生提问：“如果这次疫情最早发生在美国，美国政府是否会比中国政府做得更好？”这个问题引来了全场唯一次大笑。公卫学院的Barry Bloom教授面容肃穆地回答：“我不得不遗憾地说，美国曾经（奥巴马政府时期）做好了准备，现在没有；美国的抗疫从昨天才开始。”

Bloom教授并没有解释，为什么美国的抗疫是从昨天开始的。2月27日美国发现首例来源不明病例，这是进入社区传播的一个信号。同一时间，中文自媒体上开始断章取义地炒作“首例来源美国”的阴谋论。不过眼前更令我们焦虑的是，美国还缺乏对“冰山一角”之下隐藏的真实病发数的科学统计。这让我们每天的公共生活仿佛置身于一团危机四伏的迷雾中。

会议结束后，我在微信上和朋友吐槽，今天收获了自己的第一个新冠疫情段子：会议进行到一半，我右边的人响亮地打了一个喷嚏，而我左边的人立刻掏出免洗洗手液快速搓了搓手，整理书包，起身离开。

哈佛公卫学院举办了“新冠爆发：追踪COVID-19”的圆桌讨论会。被誉为“美国钟南山”的美国国立传染病研究所（NIH）主任Anthony Fauci博士本来也要发言，但临时换成了他的同事。不知道是Fauci博士忙于白宫疫情应急小组的工作，还是如前一天媒体报道的被副总统兼新任小组长彭斯“禁言”了。这次会议主要检讨美国的防疫形势，中国疫情成为了参照系。参与讨论的都是哈佛流行病学和应急准备方面的专家，这些专家也是哈佛防疫决策团队的核心成员。听众提问十分具体，比如自己春假该不该旅行、如何获取正确疫情信息，甚至有外州的消防员（作为本地应急响应先锋队）来电咨询什么情况下要穿戴防护等。太多具体的疑问，冲击着我从文献中读到过的美国国家生物安全防御战略的完美形象。

整场会议听下来，我感到事态的日趋严峻。应急准备方面的专家说，这是美国自2001年以来最重大的疫情，应对将是一个重大挑战。美国正在从甄别个别病例向大规模进行检测转变的阶段，但检测是目前最大的挑战。美国医护人员的准备，建立在过去的经验之上，但问题是当前医疗系统处置能力已接近和超过饱和。NIH的专家说疫苗的研发最快要1.5到2年，公共卫生防疫才是当前重点。在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听到美国的公共卫生专家坦言，美国应该感谢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意大利、中国）对防疫的贡献，面对全球疫情，我们需要协作。

这段时间，校园里的防疫氛围还是“内紧外松”，除了各个教学楼突然增加的免洗洗手液装置，一切活动仍如常进行。恐怕无人料到，就在2月27日研讨会召开的同一时间，波士顿的新冠疫情暴发已经悄然埋下伏笔。

《波士顿球报》报道了本地一家跨国生物制药公司Biogen在2月26-28日举办的全球高管年会上发生3起新冠确诊病例。此前，波士顿亦即美东首例确诊人员是自武汉返校的大学生。由于他主动申报和自我隔离，并未造成本地传播。

Biogen聚集性感染事件，把波士顿打了个措手不及。闻风而动的公司员工涌入麻省总医院，要求进行检测。但此时美国疾控中心的测试标准仍然要求有中国旅行史和新冠接触史，而本州实验室尚未取得独立测试权，试剂盒严重不足。这让麻省应对疫情暴发的短板完全暴露出来。

肯尼迪学院的政治研究所（IOP）举办了一个题为“变化中的新冠疫情”的“快闪”论坛（Pop-Up Forum），我在家里收看线上实况。在Biogen事件发生之后，一切的公共活动都变得风险难测。主持人STAT医药新闻网执行主编的第一个问题是：“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会错了吗？”流行病学家Michael Mina苦笑了一下说，这可能是近期最后一个公开活动了。

参与讨论的流行病学、国土安全、医药新闻方面的专家随即把十分严峻的现实摆在听众面前。“面对现实”“社会组织将出现大面积阻断”“这是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疫情”“不要再期待联邦政府、期待总统，地方要行动起来”“中国政府至少把敬畏之神（God of Fear）种到了民众心里”“中国为世界争取了一个月，美国浪费了一个月”……一个个警句迎面砸过来。那位医药新闻记者在发言时数度哽咽。她说虽然自己从业这么久，但一想到弱势群体在疫情中将要遭受的苦难就全身战栗。国土安全方面的专家说，自己已经改造了家中格局，为可能到来的隔离做好准备。所有与会者的共同心声是，我们人人身在其中（We are all in this！）。

我开始走神，想着是不是应该在周末晚高峰前赶紧去超市抢购一波……论坛结束之际，主持人看向观众问：“你们今天来听会后悔吗？”镜头摇向台下，稀疏的四五排座椅，人与人之间都空开了2米的“社会距离”。随即，邮箱里活动延期／取消通知不断涌入。哈佛的抗疫行动突如其来地开始了。此时，麻州州长与家人还在盐湖城度春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