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是由复旦发展研究院和丰实集团共同打造的中美关系研究的学术平台

针对美国疫情的迅速扩散和政府的应对不力，西方主流舆论梳理了三大理由，矛头直指代议制国家痴迷的“小政府”立场，认为现在的美国政府规模太小、做事太少。

事实上，白宫系统有关疫情防控的机构不是第一次被废除，过去三任总统都曾对其“开刀”。杰布·布什在2001年上台后立即废除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下属的卫生与安全办公室（Health and Security Office），认为这不属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事务。然而，2001年的炭疽病流行过后，白宫健康与安全办公室被布什总统“请了回来”。奥巴马上台之后，这一机构迎来了相同的命运：于2008年再一次被废除，在2011年埃博拉疫情肆虐的背景下又被重新建立，并且改名为全球健康安全和生物防御理事会。

由此看来，特朗普的错误并非个人问题，白宫疫情防控指挥部的“三设三废”揭示了这样一种动态机制：由于美国政治中始终存在着对于限制政府权力的小政府理念，因此当新任总统上台、并未充分意识到疫情防控之必要性之时，白宫系统的疫情防控指挥机构常常被“献祭”给小政府理念；当新任总统由于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而意识到其必要性时，才会被“请回来”。新冠疫情背景下，关于加强公共卫生投入的呼吁可谓不胜枚举。

当前，对“小政府”的质疑不仅体现在国内的机构设置上，亦有观点认为美国政府在外交和全球治理上的资源投入太少、没有达到合理的水平。

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克里斯·墨菲（Chris Murphy）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上撰文指出，美国疫情应对的失败是由于在全球卫生治理上的付出不够多。由于特朗普政府减少承担国际责任，当那些不如美国富裕的国家遭受流行病困扰时，美国也不能独善其身。美国应当在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薄弱的国家具备更加积极的存在（active presence）。

对此，墨菲建议美国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采取积极政策、加大资源投入：第一，重启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预测计划；第二，美国建立一个全球卫生安全挑战基金，帮助医疗条件较差的国家加强预防；第三，美国需要扩大其全球公共卫生机构的规模；第四，政府应支持公立的组织、基金会研发疫苗；第五，给“健康安全和生物防御理事会”提供更多的资金、资源和人力支持。

从新冠疫情暴发至今，美国政府调整速度可谓十分缓慢。在全球病例数字持续增加的背景下，美国仍有些城市的居民需要等待数周才能得到检测。在2020年3月1日，甚至出现了由于美国疾控中心（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以下简称USCDC)提供的测试方法有误，不得不撤回部分检测结果的闹剧。

专栏作家诺亚·史密斯（Noah Smith）3月4日在彭博社撰文认为，美国疫情应对的失败在于官僚机构之质量的长期衰朽（long-term decay in the quality of the country’s bureaucracy）。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早已提醒过美国公务员系统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而言更加虚弱，因为美国社会更依赖司法体系。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和劳工统计局的数据，美国公务员系统在雇员数量和工资上都在缩水，这构成了美国政府衰朽的一个风向标。相关数据显示，美国政府职位提供的就业占所有非农业就业数量的比例从1990年左右的20%下降到了如今的14%左右；政府职位薪酬的总和占据GDP的比例更是从1970年的4%下跌到了如今的2%。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美国劳工统计局。

公务员系统在规模和质量上的“缩水”是美国政客经年累月裁减官僚机构的结果，特朗普政府时期厥弊尤甚。作为结果，公务员系统的竞争力远远不如私营部门，对于年轻人才的吸引力逐年下降，政府效能逐渐降低，许多政府业务交给外包人员完成，另一些职能则干脆处于瘫痪状态。

除了此次疫情处理不当，过去数年里美国政府应对飓风等自然灾害的无力、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无能同样是政府规模持续缩小、效能持续变弱所致的恶果。如果美国政府不设法提升公务员系统的规模和效能，类似的公共事务危机必将再次发生。

疫情当前，西方各国政府纷纷借助各种类似“紧急状态条款”的机制扩张政府权限，采取诸多措施应对疫情带来的全方位挑战。

最为普遍的做法是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美国政府通过了2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来刺激经济，规模达到2008年经济危机时的两倍；英法两国政府提供的信用担保（Credit guarantees）达到了GDP的15%左右。其次是在微观层面实现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管控，例如关闭商店或强制要求企业生产货物。

此外，另有一些措施被认为是打破了西方世界的一些“禁忌”：第一，政府运用技术手段大量调用公民的个人信息。例如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政府使用了从未被调用过的脚本数据来监测人群的移动和通讯情况；韩国运用移动设备产生的数据在10分钟内自动追踪确诊者的密切接触人群。其次，多国政府通过立法措施全面增加行政机构的权力，典型例子即匈牙利政府于3月30日通过《关于预防冠状病毒的法律》，该法案允许总理停止实施所有的既存法律、用行政命令来统治国家，直到总理本人认为危机已经解除。

在疫情肆虐的背景下，主张“无为”的政府迎来一片骂声。例如，最初采取“群体免疫”策略被指责为做的太少、反应太晚、不负责任，此后便扭转政策加大疫情防控力度。与之相对，法国马克龙政府于3月下旬颁布新法律强化政府职能时则是叫好声一片，马克龙的支持率也因此提高。至少在疫情时期，政府权力的扩张不仅不会得到诟病，反而会得到称赞。

专栏作家梅根·麦卡德（Megan McArdle）在《华盛顿邮报》上的评论文章用“补贴一切”来概括疫情期间美国舆论对于政府职能的诉求。继特朗普宣布2万亿美元刺激计划、财政部长姆努钦（Steven Mnuchin）宣布给每个美国人发放支票之后，亦有不少人建议补贴雇主，特别是那些需要依赖物理空间来制造产品或服务的商业活动；还有人建议重点补贴下岗工人。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撰文认为，现在已经有30%的美国人处于零财富或者负财富的状态，当前发生在意大利的越狱或者曾经发生在卡特里娜旋风席卷美国时期的抢劫都可能发生。政府必须采取强力措施稳定形势，避免社会崩溃。

有人会说，西方各国政府权能范围的扩大是暂时的。然而，有许多主流媒体、智库的分析认为，此次疫情或将带来政府规模的永久性扩张。

欧洲著名智库欧盟对外政策委员会（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官方意见（view of the council）认为：第一，疫情将导致大政府的回归，因为人们需要依靠政府来组织集体行动对抗疫情并且拯救经济；第二，中国政府在控制疫情时的体现出的国家能力（state’s capacity）令人影响深刻；很可能在疫情结束时，人们会发现中国取得胜利而美国是一个失败者（loser）。《经济学人》所登文章的分析则更为具体：正如历史上各国政府在应对大型危机过后会扩张一样，此次疫情过后，西方各国可能具备更高的国有化程度、更大规模的公共福利体系、更高的收入税，并且形成促进政府职能范围扩大的政策习惯。

图为马克龙宣布全国封锁15天后，警察在空无一人的卢浮宫巡逻。图源：外交政策

针对上述论断，现阶段的迹象表明，这种可能性并不低，具体体现为西方世界民意的变化、政治家立场的改变，以及所谓“公民权活动人士”立场的软化。

第一，民众对于大政府的支持度有明显提升，这首要体现在最具代表性的医疗议题上。医保问题始终是美国政治家辩论的焦点议题，政治家在医保问题上的立场可以看作其在“大政府—小政府”光谱上的坐标。在主流政治家的政策主张中，最具左翼色彩、最符合大政府理念的莫过于桑德斯的《全民医保法案》（Medicare For All）。

MorningConsult和POLITICO的联合民调结果显示，对这一法案的支持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55%的受访者支持全覆盖医保方案。在支持民主党的选民中，对全民医保的支持率更是高达59%。共和党选民对此的支持率也有显著提升：在2020年1月仅有11%的共和党选民支持这一法案，而3月底则增长了一倍，达到20%左右。此次疫情中，在《奥巴马平价医疗法案》生效期间扩展了联邦救助计划的各州的表现普遍比没有实施该计划的州要好，这很可能改变很多美国选民的立场。《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所刊文章同样认为，随着瘟疫的流行和政府的积极作为，人们对于政府角色的期待可能会发生永久性的变化，一直以来被左翼所倡导的大政府观点可能会被赋予更大的生机。

图为桑德斯在为《全民医保法案》进行动员。图源：华尔街日报。

桑德斯的竞选活动必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民意的转变。近期，桑德斯已经明确表示不退出选举。《华盛顿邮报》载文认为，即便桑德斯不能赢得选举，他所提出的医疗是基本权利、作为最富裕国家的美国应当为每个人提供医疗的观点，在疫情背景下不仅会成为主流，甚至会被政治光谱两端的人都视作是必须的，这在将来会成为新的关于政府的信条。

第二，通常最反对政府权力扩张的所谓“公民权活动人士”的立场正逐渐软化。长期以来反对政府掌握公民数据并因此获得普利策奖的著名记者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表示：“我数十年来都在为了反对政府监视而努力，今天我认为这都是正当的（could be warranted principally）。”媒体Buzzfeednews载文认为，目前的现状在一直以来反对政府监测的国际共同体内部引起了分歧，和格林沃德一样转变了观点的所谓社会活动家并不在少数。

第三，即便是长期持小政府立场的共和党政治家的态度也在改变。或许有人认为，共和党有动机在疫情过后削减政府规模和开支。然而，许多共和党政客们已经公开表态将支持政府扩大权能范围。例如，一直以来持自由论观点（libertarian）的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表示，“许多像我一样保守的人也都认为政府应当采取更多措施来帮助成千上万的工人。”

图为保守派参议员兰德·保罗3月18日在国会演讲。图源：华盛顿邮报

在意识形态上比兰德·保罗更加保守的参议员汤姆·克顿（Tom Cotton）也在采访中表示，“政府应当承担更多责任来帮助民众，关怀他们的健康和物质生活。”尽管政治家的话语常常因时而异，但是一旦做出如此明确的表态，日后想要扭转自己的立场都会遭遇很大压力。可以认为，疫情过后共和党政客们的立场也会向大政府的方向靠近一些。

针对美国而言，此次疫情面前美国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干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主流舆论常常将此次疫情对政府与社会关系带来的影响与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做比较。罗斯福新政后美国政府支出占据GDP的比例几乎超过了一倍，新政时期形成的政治联盟也持续了数十年之久。当前，两党都认识到政府职能扩张的必要性，疫情过后美国政府的扩张可能并不是是与否的问题，而是多与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