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三论》中，《中华文明的根柢》《中华文明的鼎新》分别于2012年、201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华文明的经脉》于201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次合并再版，梳理三本书的脉络，补充最新研究成果，从历史溯源的角度，回顾了中华民族固有的民族精神在历史进程中的传承脉络，以及当代中国发展的传统根源，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和创新，寻求历史依据并提供科学的视角和方法，描绘了一幅壮阔的中华文明整体画卷。

“文化自信来自有坚实基础、令人信服的学术支撑，这套《中华文明三论》提供了学术支撑的样本。”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熊月之用“大视野、大格局、大成果”评价这“三论”，“所谓大视野，就是大历史观，将中国、中华民族放在全球范围内考察，将中华文明放在全人类文明范围内悠久演进的历史过程中考察。书中多处征引汤因比等中外学者关于文明的论述，讨论不同历史时期中外思想界对中华文明的论述，确立中华文明的地位。大格局即思维的宏观性、立体性、严密性。三本书合起来是一个整体，‘根柢’是含八大板块的基础，包括总体判断、近代转型、家国共同体、民族精神、政治伦理、经济伦理、社会伦理、天下伦理；‘经脉’是贯通古今的四大支柱，包括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实践体系、话语体系；‘鼎新’论当下特点，将古今联系起来，论述文明的断裂与传承，讨论中华文明未来如何发展的六大问题，即新时代新文化本质、民族精神、新文明、新文化、人类文明互鉴、文化体系建设。”

熊月之提到，书中不少论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比如“经脉”第五编《中华文明的话语体系》，直面世界文明叙事中，中华文明所遭遇的话语困境。“书中系统梳理了西方中国观的来龙去脉，包括伏尔泰、莱布尼茨、孟德斯鸠、亚当·斯密、黑格尔等不同时代西方学者对中华文明的不同论述，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论述。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中华文明历史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受到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影响，日本中国观的形成与演变也得到梳理，并指出日本人的中国观既受到欧洲的影响，也有日本人自己的理解在内。最精彩的部分是书中细致分析了马克思不同时期东方历史观的变化，包括中国观的变化，分析马克思晚年对世界历史学、世界人类学的高度重视，留下了关于人类学、历史学的大量笔记。这些分析正本清源、廓清迷雾，为确立符合历史实际的中华文明观，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熊月之感慨，姜义华在书中对中国道路的思考、对中国文化的思考，处处显示理论探索的勇气，“书中常见‘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句子。确实，他一直在思考，即使曾因此受了苦，但还是要思考，这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境界。”

资深出版人陈昕认为，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世界史和文明史研究一直是相对薄弱的部分。“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中国有修史研史的传统，形成了庞大的史书体系，现代以来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著作也可谓汗牛充栋。但一直以来少有中国文明史研究方面的著作出版，更不要说类似汤因比《历史研究》这样的文明史研究巨著。《中华文明三论》的出版体现了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初步努力。”

在陈昕看来，《中华文明三论》的意义，在于它有助于读者站在文明史的高度理解中国今天的发展道路，理解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都说，从人类的历史长河看，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历经数千年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华民族是最具顽强生命力的民族，其完整地保留了自己的国家形式，一直延续至今，并实现了向现代国家的转变。那么，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我们的文明根柢，我们应该继承什么样的文明根柢？这样一个重大问题需要建立在扎实的文明史研究基础上。”

“姜义华教授既有早年《章太炎思想研究》这样以专精研究见长的学术力作，也有近年《中华文明三论》这样的理论映照现实、以宏深思辨著称的大块文章，贯穿其中的是一种大历史观。”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王为松谈到，姜义华在新书代序中提出的“大历史观需要认真收集和仔细辨析极为丰富繁复的历史资料，需要大量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专门研究做综合研究，还需要世界范围内真正高水准的百家争鸣”，正是对后来者的殷切期望，希望新一代学者能传承这种理论与现实相互映照、个案与总体研究相得益彰的研究风格，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世界知道“历史中的中国”“学术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做贡献的中国”。

“近些年来，国内国外史学界都流行研究小、冷、偏、僻的课题，个案研究确实能帮助我们较方便地掌握历史研究的入门路径和主要方法，但个案研究的深化，离不开对个案所涉及的全局性、贯通性的重大问题的全面思考。”姜义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