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希哲教授是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院长、复旦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他在人口学领域具有丰富的研究经验和学术成就。彭教授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人口政策、老龄化、城市化、移民与流动人口等。他在这些领域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对中国的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有着重要影响。

除了在复旦大学的学术职位外，彭希哲教授还曾担任多个学术和政策咨询机构的顾问和委员，积极参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人口政策制定和评估工作。他的研究成果不仅在学术界受到高度评价，还对实际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重要参考。

作为一位出色的人口学专家，彭希哲教授在推动人口学研究和政策实践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接受《联合国新闻》采访中，他首先阐明了研究人口的数量、结构、质量和分布对社会和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

彭希哲: “人口研究不仅研究人口本身，同时也研究人口和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等其他人类社会各种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影响路径。

相比较其他社会科学，它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一门社会科学。因为它为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提供了基础的分析数据。不管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 它都要分析这个社会的人、经济行为和商品。它的基础都是要以人作为消费者，作为生产者，作为社会的主体。所以人口学就是为所有的社会科学提供数据。”

人口老龄化和社会政策是彭希哲教授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他指出：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全球性议题，随着生育率不断下降、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加上人口迁移的趋势，各个国家或早或晚都会逐渐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

彭希哲: “从世界范围之内来说，在过去的30多年间，包括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是经历了生育水平的持续下降，尽管有快有慢。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已经降到1.3，甚至更低。印度的生育率也已经是降到2.2更替水平上下。印度很快也要进入老龄化社会。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他们进入老龄化社会已经有七八十年或更长的一个历程。最早开始老龄化的国家就是法国，1865年就进入老龄社会。其他国家，如日本、英国、美国，它们的老龄化程度也都是比较高的。”

彭希哲认为，从人口学的角度来讲，生育水平的下降和寿命的延长是导致各国人口老龄化的共同原因。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又有它的独特性。

彭希哲: “从中国的特点来说，第一个就是中国的老年人口数量特别大。中国的老年人口，如果按照60岁以上来算，我们已经接近3亿人。为巨量的老年人口提供必要的经济保障和健康照护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但同时也为在中国发展银发经济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市场。

第二个就是中国老龄化的速度特别快。我们中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我们2000年人口普查确认：中国的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超过总人口的7%，或者60岁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的10% 。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就是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 到去年，中国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即：65岁以上老人已经达到14.2% 。那么到2034年左右，中国就要进入深度老龄化，就是我们的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总人口的21%。中国大概用了34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进入老龄化到进入深度老龄化的这样一个进程。 在先期老龄化的国家大概用8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整个这个过程。而中国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人口结构的一个如此快速的转变。

第三个特征就是说中国是个大国，有 960万平方公里。虽然我们整个中国是老龄化的，但是在中国还有很多地方，比如说中国的青海、西藏等地，到现在还没有进入老龄化社会，也就是说它有很大的差距。 随着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40年中间人口的大规模的流动，就使得这个差距，这个转变的这个模式更加多样化。比如在中国的四川，它的生育水平在下降，预期寿命也在延长，同时它又有大规模的劳动力的移出，所以它的老龄化的程度到现在比上海还要严重。总之， 由于受到社会经济和人口迁移的影响，中国各地方的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呈现巨大的差异性。”

彭希哲指出，虽然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影响人口趋势的因素源于个体行为，但是这些行为从古到今都是受到政府的政策、法律规章和文化传统的制约的。人口结构变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政策制定和社会治理者需要在各种制度安排上，包括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医疗教育等方面，做出及时调整和反应。

彭希哲: “中国毕竟是后发的老龄化国家。因为我们老龄化到现在一共不到25年的时间。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有将近100年的老龄化的进程，日本也有差不多40多年的老龄化的进程。我们称之为“先期老龄化”的国家。从他们的应对过程中间，我们可以学到很多有益的经验，当然我们也会避免他们在这个应对过程中间所出现的一些教训。

实际上我们中国的学者，包括政府的政策制定者，是很仔细地分析探索世界各个国家在应对这些老龄化挑战过程中所采取的措施，然后再看哪些是适合中国，或者哪些是适合中国现在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状态，然后再制定出中国的方案。”

基于中国的文化背景、地域差异和政治经济制度的独特性，彭希哲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时可能具有的独特优势。

彭希哲: “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要承担赡养老人、抚育后代的功能。所以在中国，家庭养老本身是有历史文化基础的，中国的家庭有更大的可能发挥作用。当然中国近些年来，因为人口的变化和社会的变化，家庭的功能正在弱化。近年来，年轻人不结婚，结婚不生孩子，对中国的家庭都带来巨大的压力。家庭功能能不能延续，中国基于家庭的家国同构的文化传统能不能延续，也面临很多大的挑战。但至少从理论上来讲，中国有家庭这样一种传统，所以家庭参与养老有它的现实可能性。

另外，中国和西方国家还有一个不同就是：中国的快速现代化和中国国内各地区的巨大的差异。这就给中国带来一个在区域之间腾挪、重新安排的可能性。因为中国是个大国，人口又这么多，那么我们通过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其他资源的流转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建构中国各个地区的老龄化的进程， 并在国家层面提高应对老龄化挑战的有效性。

还有，中国有大量的资源在政府手中，或者国家手中，这个西方国家是没有的。中国有很多国有的企业，土地、矿山、森林的主体都归国家所有，原则上城市的土地都是归国家所有，农村的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当社会保障基金靠现收现付不能解决问题、当中国的养老金入不敷出的时候，国家是有可能通过把一部分国有的财产转移到养老保障上来，为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必要的资源的支持。

此外， 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也是对中国老龄化应对策略的一个利好， 这些技术的使用能提高养老服务体系的效率，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广泛的应用前景也有利于解决劳动力短缺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彭希哲教授在采访中特别强调，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不可忽视人口和可持续发展的密切关联。

人口基金中国办事处 人口老龄化是我们这个时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全球趋势。

彭希哲: “从1798年马尔萨斯发表他的《人口原理》到现在就200多年时间。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的数量或者人口的增长要和生活资料的增长相匹配“这样一个基本的命题，是非常重要的。当然，马尔萨斯是在他们的时代提出来的，他用的数据、他的结论、他的假设和对人口问题的解决方案等都存在很多问题。但是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第一次从理论上提出了人口的增长必须要和生活资料的增长相协调。

人口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会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不协调，人类社会在过去的几百年中，不管是发生战争、发生瘟疫、发生各种环境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和人口有关或会影响人口的增长。所以说我们在讨论气候变化时， 不能离开人口。一般而言，无论人口作为最基本的消费者，还是作为资源的使用者，人越多对环境的压力就越大。但在同时，人口对环境资源和气候造成这么大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人类的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因此，改变人们原先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推进绿色经济、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提倡低碳生活，你怎么强调它们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中国正在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在这些领域做出更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