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全国及各地方经济半年度数据出炉，全国来看，1-6月实现增长5%，二季度增长4.7%，不及一季度的5.3%。海外媒体的“中国唱空论”又活跃起来了。

5月保罗·克鲁格曼唱空中国的言论，还在“余音绕梁”——这位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准备好迎接第二个中国冲击》中说：“中国的高投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目前显而易见的办法是“扩大消费……而不是维持巨额贸易盈余将产品倾销到其他国家”。

克鲁格曼在国内可能很多人都比较熟悉，他一直是个坚定的“看空中国派”。在彭博社采访他的一段视频《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中国经济模式不可持续》的评论区，他俨然被海外舆论视作另一个“章家敦”。

有意思的是，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2015年到中国某高校演讲时亲口说，“我不是中国专家，我讲的很多东西都是听别人说的”。

尽管如此，由于克鲁格曼作为经济学意见领袖所拥有的号召力，他的观点经彭博社、金融时报等知名国际媒体的再次传播，不断发酵，在国内外形成又一波看空中国经济的流行声量。

如何拆解这些唱空中国的言论？如何看待地缘政治博弈之下的所谓“倾销论”以及逆全球化思潮，如何理解当下的中国经济？

近日，笔者（观察者网记者）前往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拜访院长、张军教授，跟他探讨当下中国经济的舆论焦灼。我们从克鲁格曼的“唱空中国论”聊起，见招拆招，谈到一直高光的中国经济，从1990年代到当下在海内外掀起的几场大争论——“高投资”、“美国失业罪魁”、“中国倾销论”，直至这些争论逐渐演绎成中美地缘政治叙事中的故事，再到如何看待克鲁格曼的“药方”，如何理解当下中国政府的治理之策。

张军教授刚刚从欧洲访问回来。我们在一张长写字台两侧坐下来，品着龙井茶，外面的雨正下着，湿漉漉的空气里，有广玉兰花味儿。他的办公室里，书籍占去了大半，身后的墙上，几贴书画引入入胜，还有“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挂框，虽小，但份量很重。

张军不紧不慢地讲述，在这位关注中国经济40多年波澜壮阔进程的经济学家眼里，身后那贴书法“处世无畏”，似乎在暗示，这便是他看待中国经济的态度。

克鲁格曼对东亚经济的唱衰，以及此番有关中国经济的言论，确实应该算是道听途说，张军揭开了一个秘密：克鲁格曼关于东亚经济的言论，受到了包括埃尔文·扬（Alwyn Young）、刘遵义等很多经济学家研究结论的影响。他猜测，克鲁格曼最近对中国的言论肯定也受到《大失衡》作者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的影响。

迈克尔·佩蒂斯是中国经济研究专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他长期生活在北京，但经常会在海外社交媒体上，转发包括张军在内的中国经济学家的文章和观点。他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也“以批评为主”，其主要观点之一就是“中国高投资低消费的模式不可持续”。

客观公允地说，对中国经济高投资低消费的批评，在国内也颇为主流，在西方经济学家中就更有代表性了。比如另一位颇受尊敬的中国经济专家、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巴里·诺顿，也长期持此看法。因而他们一直在呼吁中国经济要实现再平衡，即投资拉动的模式转变成为消费拉动的模式。但执此论者，普遍忽略了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而是将中国与发达国家放在同一阶段等量齐观。

“克鲁格曼对高投资发展模式的批评也算是一以贯之的”，张军教授说。随后，他讲起了三十年前围绕克鲁格曼“东亚奇迹神话论”的那场著名争论。

1993年，在西方经济陷入衰退、东欧等前苏联国家经济陷入负增长的时候，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简称“东亚奇迹”）的报告，从学术层面肯定东亚八个经济体的优秀表现，并分析了背后原因。这八个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泰国，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并不包括大陆。

“长期以来，东亚经济到底是国家干预的成功，还是自由化、市场化的成功，大家一直是有争议的。但是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东亚经济的成功，主要还是应该归因于市场化、自由化和结构改革的结果。”张军回忆道。

世行报告反映的正是这一主流看法。报告结论认为，东亚国家“实施了一套共同的、市场友好的经济政策，因而带来更高的积累和更好的资源配置”。简言之，就是市场化促成了东亚奇迹。

报告发布后，围绕东亚经济增长的源泉、政府和市场对经济的作用等问题，引发了一系列争议，正由于此，报告作者之一约翰·佩吉透露，《东亚奇迹》成为世界银行有史以来销量最大的单行本。其中争议最大最热闹的部分，正是来自保罗·克鲁格曼的“单挑”。

1994年，还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保罗·克鲁格曼在美国《外交事务》上发表长文《东亚奇迹的神话》，与东亚奇迹论者大唱反调。他直言，东亚经济其实没什么奇迹可言。这被中国学界称为“克鲁格曼质疑”。

克鲁格曼认为，东亚的发展模式，无非就是就靠超强的资本和劳动的投入积累实现的，而不是靠效率（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因为东亚国家动员能力强，能够集中更多的资源去投入基建和制造业，这跟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没有多大的差别。

因为资本积累和劳动投入不可能无限增长，因而克鲁格曼断言，东亚模式看上去很成功，其实很难持续下去，就是“纸老虎”。

在克鲁格曼看来，新加坡就是东亚模式的极端典型。

从1966至1990年之间，新加坡8.5%的年均经济增长三倍于美国的增长。看似很好，但与其说是靠灵感（Inspiration) 驱动，还不如说是靠汗水（perspiration）驱动的。他引用了埃尔文·扬的数据说，新加坡的投资对增长贡献从11%涨到了40%，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没有给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因而“李光耀的新加坡和斯大林的苏联就是一对经济孪生体”，都是单纯依赖资源的调动实现的。

后来有消息称，这番言论惹怒了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他因此下令拒绝克鲁格曼访问新加坡。

当时，“由于克鲁格曼对中国的了解有限”，所以在《东亚奇迹的神话》一文中，对中国的论述仅有几个片段。

除了质疑了中国官方数据有水分，认为中国增长模式与亚洲四小龙无异，克鲁格曼还预计，即便按照较低的增长率年均7%计算，到2010年，中国的GDP将达到美国的82%，这将是世界经济重心的实质性转变。

1994年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初步形成，改革开放的推进仍然在摸着石头过河。因而世行的报告和克鲁格曼的批评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很大关注。

张军的印象里，“当时我和很多专家学者都支持东亚奇迹论的说法，我们认为克鲁格曼把东亚经济一棒子打死，有失公平。”

据张军回忆，1997年12月，就在东亚金融危机已经爆发的时候，另一位中国读者熟悉、当时在哈佛大学任职的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和他的同事史蒂文·拉德勒特（Steven Radelet）在《外交事务》发文反驳克鲁格曼的结论，让东亚奇迹论的讨论掀起又一波高潮。萨克斯曾在联合国任职多年，也在多个国家担任顾问。

两位经济学家在《亚洲的重新崛起》（Asia's Reemergence）中认为，”大多数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亚洲的快速增长既得益于资本投资，也得益于生产率的提高。尽管投资不能带来纯粹的生产率提高，但一直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主要来源。另外，东亚国家的投资回报率并没有出现象前苏联在1950年代那样急剧下降的状况，相反一直处于高水平，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下降非常缓慢。他举例说，韩国在经历了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之后，资金的边际产出率仍在20%左右，远高于美国的约11%的水平。”

最后，他们的结论是，整个亚洲仍有大幅增长的空间：高收入的东亚经济体在未来30年的增长速度可能会放慢。但中国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收入仍然较低，增长速度应与过去30年大致相同。

亚洲的未来，被这两位经济学家言中了。

尽管如此，克鲁格曼的国内拥趸不在少数，最明显的莫过于，过去二十年来学者们对中国高投资低消费发展模式的不懈批评。

据经济学家林毅夫和任若恩2007年在《经济研究》发表的文章梳理，“国内经济学界对于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争论深受克鲁格曼的影响，争论中许多学者依据克鲁格曼的观点，来评论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并提出放弃以要素投入为主的增长模式，改采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主的增长方式”。

实质上，在香港岭南大学校长陈坤耀、北大教授林毅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若恩、中国社会科学院郑玉歆教授等一批中国经济学家看来，克鲁格曼对全要素生产率概念的理解和计算方法上都存在错误，因而对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判断站不住脚，对中国经济增长也没有参考意义。

张军更进一步说，“况且，克鲁格曼并没有估计过东亚和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他只是使用了其它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而已,如当时在麻省理工大学任教的埃尔文·扬和斯坦福大学任教的刘遵义教授等”。

张军本人和经济学家樊钢也早在克鲁格曼的文章面世不久后就发文，批评“克鲁格曼质疑”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所处不同历史阶段进行比较的谬误之处。他们认为，中国需要加快资本积累的时候，旁观者过分强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不大，实在是吹毛求疵。

张军教授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在估算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他跟合作者有多篇重要的高引文章发表。张军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一直都很快，而且比发达国家快，只是相对于资本积累的贡献，TFP的贡献仍是第二位的”。

新世纪之后，中国的飞速发展没有改变克鲁格曼对中国的态度，这些年他对中国的看空言论明显口气更肯定了，尽管没有一手调查经验，他仍金句频出：

2008年，“中国保持高额贸易顺差是政府干预汇率的结果”；

2011年，“中国经济会不会崩溃？”；

2015年，“中国经济五年内会有麻烦”；

2024年1月，“中国经济正面临大麻烦”；

2024年5月，“准备好第二个（衰弱）中国的冲击”……

彭博社油管视频《诺奖得主克鲁格曼：中国经济模式不可持续》前六条高赞评论。部分评论信息有误，如中国15%的年均增长率。来源：油管截图

有趣的是，当国内一些学者还在奉克鲁格曼为预言家的时候，海外读者们的都已经将他视作了“第二个章加敦”(Gordon Chang)。

“克鲁格曼是非常有争议的人，他喜欢做大胆的预测，早期他因为新贸易理论获过诺奖，但是后来总体上就变成‘公知’了。所以就不能用特别学术的眼光再去审视他后来的判断。”张军说。

1970年代末，克鲁格曼在新贸易理论上做了基础性开创性的工作。笔者查阅资料时发现，张军的师弟、中山大学教授陆家骝早在2008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出，他的新贸易理论蕴含的保护主义逻辑，可能会成为今后西方国际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

尽管张军教授不同意这一看法，但保护主义从理论到指导思想的预言，不幸成真了。

克鲁格曼在今年5月《准备好迎接第二个中国冲击》的专栏文章中，描述了美国学界对全球化“从爱到恨”的心路历程，简要回答了美国流行的中美贸易战一发不可收拾的原因。

他说，2008年堪称一个转折点，金融危机带来的就业恶化，使他变成了鹰派。他意识到大量的中国产品涌入美国，会“伤害美国经济”。于是他建言美国决策者施以关税威胁中国，直到中国愿意让人民币升值降低贸易顺差。但是他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

直到2013年，美国三位经济学家发表“中国冲击（the China Shock)”的报告，“言之凿凿”对中国出口给美国造成的所谓失业人数做出了估计。该报告成了后来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的理论依据。

不过，在频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张军教授看来，美国国内对“中国制造业威胁”的讨论，二十年前就开始了。

二十年前，当美国的企业大量将生产转移到中国或者其他生产成本低的国家和地区，美国的这些大咖经济学家们，就发生过争论。最著名的就是西方经济学泰斗级人物萨缪尔森和他的弟子、印裔美国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瓦蒂之间的辩论。

巴格瓦蒂是《为全球化辩护》一书的作者，他是坚定的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他的观点代表了一大批拥抱全球化的学者们的声音。他们认为国际贸易——包括企业从事生产外包而产生的贸易——会提高经济效率并增加收入。

但是，他的导师、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2004年在《经济展望杂志》上发表文章，质疑美国的收入会因为工作外包到印度和中国而增加。

萨缪尔森提出了一个外包效应模型：假如纽约的一家银行一直请一家南达科他州的公司来处理其电话客户服务业务，但随后转而用一家位于印度班加罗尔的公司，这家公司支付给工人的工资要低很多。萨缪尔森认为，即使那家南达科他州的公司解雇的工人最终找到了新工作，新工资也可能要比以前的工资低。萨缪尔森指出，如果外包太普遍，可能会导致美国人收入的显著下降。

但是巴格瓦蒂认为，在萨缪尔森的例子中，南达科他州呼叫中心的工人工资由于外包而减少，但银行的成本也降低了，而这让银行可以降低其向客户索取的价格。在巴格瓦蒂的模型中，消费者因价格降低而获得的这些收益，足以抵消工人因工资减少而造成的损失，且还有剩余，所以美国从外包中获得的是净收益。

不过，事情的另一面被很多人忽视了。生产外包可能同时也会导致东道国——工厂迁入国家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就是说，中国等劳动密集型国家，也在变成世界工厂的过程拉大了收入差距。

“指出这个对等性的经济学家是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艾瑞克·马斯金（Eric Maskin）”，张军说。

马斯金提出，全球化造成了中美两国各自的收入差距拉大，他建议政府要做好就业再培训。来源：清华经管学院官网

据张军回忆，艾瑞克·马斯金多年前曾在东北财大和浙江大学的论坛上两次报告了他跟合作者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教授的研究。他说中美之间存在劳动力结构的错位，美国企业外包到中国的这些产业，正好吸纳了中国劳动力中的大多数，他们受教育水平程度不算太高，通过在跨国企业工厂的工作，他们迅速变成了中产阶级。

也就是，美国的工厂外包出去以后，创造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但美国丢掉了自己的中产阶级，获益的却是美国那些高收入阶层。所以，美国的收入差距扩大了，中国沿海地区因为深入参与全球化，和内地的收入差距也扩大了。

在跨国企业转移生产的过程中，如果政府能够出台政策，减少制造业工人失业之后的断档期损失（经济学家称之为“摩擦”），全球化的结果仍然不是那么糟糕的。比如，无论是母国还是东道国，对受影响的劳动力进行教育和再培训。这也是马斯金的建议，他在演讲中提出，美国政府也应做好就业再培训，以缩小收入差距。

但问题是，这个建议放在美国，似乎没有实现的可能。而这正是中国的强项。

张军还记得，2012年他在上海与畅销书作家《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见面的情景。

弗里德曼是全球化热情的吹鼓手，当时他的新书《曾经的辉煌》刚刚出中文版，湖南一家出版集团邀请弗里德曼来中国做巡回演讲。其中有一场上海的活动，张军作为中方特邀嘉宾与弗里德曼展开对话。

“全球化对于经济的改变到底是什么？全球化是否加大了贫富差距？”主持人抛出了这样的问题。

《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是全球化最热情的吹鼓手。 来源：网络

中蓝传媒的董事长龚曙光引用了弗里德曼的观点回答：

当世界扁平化、数字化之后，过去的很多职业实际上已经被改变了，属于人类可供选择的传统职业已经变得很少了，因为人脑正在被数字化的计算机器所取代，在这种情况下，托马斯认为人类最重要的功能和使命应该是创造……创造的能力是每个职场人都必须具备的，因为非创造性的工作岗位在未来职场将越来越少，而创造性的工作岗位将越来越多。

那时候，中美学者对于未来的期待仍然在全球分工的共识之下：在全球化逐步深化的背景下，国家的界限已经被打破，从而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过去的分工是美国制造汽车，中国生产鞋子，这是横向专业化分工；而今天的分工美国的汽车由许许多多的国家参与生产，飞机制造有40多个国家参与其中，这是纵向专业化分工。横向分工变成纵向分工之后，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整地生产一件产品。” 张军说。

全球化的确改变了改变了生产方式，改变了就业机会的分布。但问题在于各国政府如何应对。

“比如说全球就业机会的转移，中国往往在这个问题上沦为美国舆论的替罪羊，美国的政治家和媒体经常指责中国人拿了美国人的饭碗，其实是全球化导致全球分工发生了变化。收入差距的确也在拉大，但将来会有一个拐点。最核心的问题是，公众和政府不可能被动等待这个拐点的发生，而必须要改变政策，来应对由于全球化导致的问题。”张军在回答主持人的提问时提出了和马斯金相同的建议。

然而，十年之后，学术界的争论已经演变成了地缘政治事件。国际上，全球化已经提的越来越少，逆全球化、脱钩断链、友岸外包、近岸外包、小院高墙开始流行。

张军的此次欧洲之行，就深有体会：“在欧洲与同行的交流过程当中，他们已经不再提全球化，大家关心本国经济的热情远远大于关心全球经济。现在经济学界，很多人更关心的是，别人有没有伤害我？”

数十年来，学界关于全球化和全球分工体系的演变所积累的知识大厦，已经动摇。

“无论是全球化，还是全球分工，之前没有考虑过国家之间的边界，没有考虑过不同的国家在参与全球化、全球分工的过程，可能机会并不完全均等，获得的利益的大小可能也不同。”

“这可能还不是最重要的疏忽，最重要的是，当美欧等发达国家的企业把一部分生产活服务外包出去之后，最后发生了什么？当他们看到中国在接受生产外包的过程中竟然慢慢拥有了自己的自主创新能力，甚至到后来可以跟美国竞争的时候，他们怎么想？”张军补充道。

这恰好成为影响政治、影响选民的主要因素。

但是，全球化就是罪魁祸首吗，逆全球化能不能解决本国的问题？

全球化对各国都有利弊，美国有铁锈地带，中国的中西部在全球化过程中同样与东南沿海拉开了差距。中国在过去四十多年，即便满大街都是国外的汽车，也没有太多人抱怨；但中国的新能源车刚刚出口到欧洲，就迅速成为欧美国家朝野讨论的敏感话题。为什么中国和欧美国家在对待全球化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因为“欧美国家从来没有转型的观念”，“中国天天讲转型，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停留在抱怨上，而是主动适应和应对变化”，张军说。

”转型很重要”，张军强调。他近期对于全球化的思考落脚到了“转型”二字上。言下之意，在张军看来，全球化并不是罪魁祸首，真正的责任是美西方的民选政府，他们没有应对全球化实现转型的机制和头脑。

张军在欧洲的时候，西方政客和舆论“克鲁格曼”式批判“中国倾销产能”的言论正盛。他去了法国、比利时和芬兰等地，接触到很多人，走到哪里都会被问起，对“中国的产能过剩”怎么看？

张军提醒说，如果用“产能过剩”这个词来批评中国，是完全忘记了我们都生活在全球分工格局下的现实。

“如果说，这是中国输出产能，这本应是褒义词，而不是贬义词。因为这就是全球化的含义，这也是全球分工格局形成的一个完美的结果。”

“不仅如此，如果仅仅关注输出产能，其实就完全无视了中国是一个进口大国的事实。”张军补充说。

中国每年从发达国家进口大量的农产品、关键零部件、软件、集成电路板等中间品和高精尖技术产品。除此之外，中国的服务贸易还长期保持逆差。比如2023年，我国服务贸易逆差达到2294亿美元。那么谁在输出服务呢？谁在输出那些高端的产品和技术？正是发达国家。那么，发达国家向中国的大量出口是否也可以定义为对方在倾销过剩产能？

“如果中国没有参与到国际分工，如果中国没有成为制造业的中心，我觉得发达国家的福利状况会比今天更糟，而不是更好”，张军强调。

为什么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发达国家会经历20年“大缓解”时期。“大缓解”是伯南克提出的概念，意思是指“低通胀的繁荣”，经济很繁荣，生产力增长很快，但又不经受通胀的困扰。美国的老百姓因而享受了大量来自于中国的廉价优质的产品，这正是国际分工形成的。

“对任何国家来说，全球化并不都是福音。如果你因为接受外包而被长期锁定在低端产业轨道上，或者你过早开放市场毁掉了本国脆弱的产业，这些都是风险。”

1980年代以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但全世界真正能借助参与全球化而崛起的经济体并不多。中国是极少数成功的案例。看上去中国的确抓住了这个机遇，深度参与了全球化，很好地发展了自己的制造业并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但西方有多少人思考过：中国的成功是必然的吗？是因为全球化偏爱了中国吗？

2012年3月，苹果CEO蒂姆-库克(Tim Cook)参观新落成的富士康郑州科技园工厂的iPhone生产线。来源：新浪科技

十多年前，海外内媒体都还在关注中国的“血汗工厂”。而中国国内，从高层官员到民间，“中国人生产1亿件衬衫才能买得起美国一架飞机”的哀叹，何尝不是中国对全球分工格局中获益较少的愤懑和抱怨。然而，吊诡的是，中国今天反而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中国的故事不是全球化成功的故事，而是中国应对全球化成功的故事”，张军说。“跟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利用发达国家的生产外包从事加工出口业务。但加工出口只是故事很小的一个部分，中国真正成功的地方是鼓励本土企业与外资组建合资企业，推动自己的制造业转型和升级”。

张军解释说，中国没有过早开放国内市场，这种循序渐进的开放态度，使得我们的制造业在面对大量的国外产品涌入时有了腾挪和成长的机会；否则我们在计划经济年代搞起来的大多数制造业早就崩溃了。

搞合资企业一方面可以为国际上的跨国公司服务中国消费者提供机会，更重要的是，“保存了我们的产业基础、配套能力和人力资本，一旦有了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机会，这些重要的资源很快就会被调动起来，中国本土企业就是这样迅速成长起来”。

“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并没有彻底否认全球化，也没有主张逆全球化，而是在讨论未来如何造就一个对更多国家更安全的全球化”，张军说。

“但是包括主流经济学家在内的西方知识分子还没有真正意识到，为了获取来自全球化的好处，转型是不可避免的挑战。他们的政治家很明显走得更远了，面对来自底层的朴素呼声，他们不是自责，而是找替罪羊背锅，而中国就成了全球化的背锅侠。”

再回到克鲁克曼对中国经济的批评和药方。

如果说1990年代，克鲁格曼所谓“高投资高积累不可持续”的观点，对中国而言，是在错误的时间提出不合适的判断，那么此时，当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全球第二，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在新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内学者包括官方文件也在强调改革如何让百姓有更多获得感、促销费推动经济增长的时候，如何再去审视克鲁格曼的药方？

张军认为，东亚模式投资占GDP比例高、消费相对发达国家占比低，的确比较突出，这是事实。但也不能把它看得过于糟糕。

很多年前，张军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朱天教授就开始关注中国消费率低的问题。张军认为，国际上来看，东亚的家庭消费占比普遍较低的问题，这背后有两个原因。

其一是与东亚的人口结构变化有关。东亚经济快速崛起的时候，追赶发达国家的速度特别快，东亚的人口结构转变也是一样，那就是生育率出现断崖式下降。

“为什么东亚人的生育率比其他地区下降的都要剧烈，这与教育有关。过于注重教育，这是东亚国家的传统；而女性教育水平越高，生育意愿越低。”

在共和国第二次婴儿潮时期（指1962-1973），每个父母都会生四五个孩子。在经济条件不宽裕的情况下，有限的资源一定会给男孩，供他们读书。那时候70%左右的人在农村，更加会如此。由于女孩缺少教育机会，她就无法进入职场，就只能进入婚姻市场。

而到了计划生育时期，一个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因而女孩得到的教育机会迅速增加了。因而家长会把所有的资源都投到小孩身上，择校、补课、学技能，无所不用其极。

中国的家庭消费占比较低背后有统计低估的原因。图为张军和诺贝尔经济学家保罗·罗默。来源：作者提供

特别是女孩，一旦有了教育机会，在中国应试教育体系中，勤奋起来比男孩表现更优秀。所以她们在职场上的准入机会、工作表现，也往往比男生更好。越是这样，她们越是不愿意进入婚姻市场，因为结婚生子会让她们在就业市场蒙受损失。

韩国也是如此，教育内卷大幅度地提升了家长对小孩教育的投入。教育投入越多，女孩越不愿意进入婚姻市场，因为她们要在劳动力市场获得与前期投入相当的回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生育率这么低的原因。低生育率和少子化，促使低的消费支出，这成为影响整个东亚家庭消费占比偏低的因素。

另外，根据张军和朱天的2015年的一项研究，中国的家庭消费支出占GDP比例当中，仅仅住房消费一项，至少被低估了6个百分点。他们的研究发现，统计局对中国居民居住消费支出的估计方法和数据存在问题，造成住房服务的消费支出被明显低估。

另一个导致居民服务消费支出偏低的原因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相对发达。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治理污染、城市治理方面的投资，为老百姓提供了廉价的公共品，这自然会减少家庭在公共消费上的支出。比如说，上海的公共交通很发达，这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汽车的购买量。

所以，张军认为，在做家庭消费占比的跨国比较时，除了要考虑汇率扭曲的因素之外，最简单直观的办法是把政府的公共消费开支（约占GDP比重约16%）也考虑进去，这样才能更真实的反映中国家庭的消费规模。

因而，在张军看来，克鲁格曼所说的中国家庭消费支出过低的现象，虽然确实反映了中国高投资高增长的特征，但也需要谨慎对待。

不过，又如何看待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第一次分配中，家庭部门比例相对较低的事实？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很多经济学家都关注到了，我国的国民收入第一次分配中，家庭部门比例相对发达国家较低的状况。

张军说，收入端的家庭占国民收入一次分配的比例，与支出端的消费支出占GDP比例，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关系，都是衡量一国经济惠及百姓的重要指标。

“我们要看到这些年的变化趋势，居民部门的分配比例是在不断提升的，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也是在上升的。”

根据罗志恒的研究，以2008年为分水岭，从1992年到2008年，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企业和政府三大分配主体中，居民部门的比例是处于下降趋势的，占比从65.47%下降至历史低点56.99%。但是自2008年开始，这一比例逐步上升。截止到2018年，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占比回升至61.19%，企业收入占比则下行2.89个百分点至26.03%。

张军和学生的研究也发现，构成家庭可支配收入主要部分的劳动收入占比从2007年的48%，上升到了现在的约56%。劳动收入占比（Labor share)是指一定时期全部劳动者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它体现了社会最终产出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分配比例。

作者论文截图

劳动收入占比的上升背后的原因主要就是工资的上升。工资为什么上升？一方面是市场力量推动的，比如某些行业的劳动力短缺带来工资的上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些年国家层面，对涉及到家庭收入补贴方面的公共政策多了一些，尤其是对中低收入家庭和农村地区的家庭收入支持的政策开始多了。

张军甚感欣慰，他说，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政府经济工作的重心就是基本建设，就是投资-生产-再投资，现在家庭相关的公共政策日渐进入政府视野，这也是他这几年里一直在呼吁的。

这些年如扶贫、加大社保投入、基础教育向公立学校倾斜、污染防控、生态保护等等相关领域政策的出台，都在表明中国政府的发展政策在逐步向以家庭为中心的公共政策转变。

以教育为例，如果能够通过政府的补贴，解决教育的内卷问题，实际上就相当于增加了家庭的收入；再比如养老问题，很多人愿意居家养老，如果政府能够出台系统性的公共政策来解决养老服务的供给问题，这些都是未来家庭为中心的财政继续解决的问题。

张军认为，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已经非常大了，在当前全球经济的低迷期，公共政策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既然大规模投资推动增长的效益在下降，与其将投资变成债务或者烂尾楼浪费掉，不如及时调整财政支出的结构和模式，将更多的公共支出直接运用到家庭上，在住房、医疗、育儿和养老方面给予家庭、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更多支持。

多年前，乃至今日，很多学者比如朱天、余永定和林毅夫等人，仍然坚持通过扩大投资促经济，保持合理的增长。那么在地方债务压力较大的当下，如何既保证增长，又提高家庭福利上面的财政支出？

“东亚经济体在经历了高增长阶段之后，都曾经出现了补旧账的过程——即财政支出从以基本建设为中心转向以民生为中心。在早期阶段两者并不矛盾，但发展到一定阶段，两者的矛盾就会慢慢出现。如果不合理应对和转型，可能会引发社会问题激化社会矛盾。”张军说。

从理论上讲，朱天教授一直强调“新三驾马车”，即索洛模型中推动经济中长期增长的三要素——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投资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而不是消费，“但如果经济确实面临需求端的短期问题，我们就不能用长期方法去解决短期问题了。”

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是1950年代提出来的。1961年的时候，经济学家埃德蒙德·菲尔普斯把人均消费作为一个社会福利目标，纳入索罗模型，推导出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法则”。即，在满足某些条件下，经济增长存在一个动态最优化路径，既实现了劳动和资本的最优化配置，也实现人均消费的最大化。菲尔普斯后来因此而获得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学奖。

不过有意思的是，当前中国经济尽管面临需求恢复乏力的局面，中央一直没有出台大家期望的重磅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令各方十分不解。

张军说，“这就是中国经济与日本经济的不同”。

张军认为，辜朝明的药方不适合中国。图为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张军对话辜朝明。来源：网易

前不久张军和经济学家辜朝明讨论了辜氏开出的“中国药方”。辜朝明认为中国当下要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加大国家和公共部门的支出以避免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出现；而张军认为，这是火上浇油。

“中国经济跟当年的日本经济很不一样，中国的问题恰好是公共部门和政府公共资本支出太大了，民间投资动力不足，这是造成经济放缓的原因。这时候再要政府去扩大公共资本支出来阻止放缓，是不可能见效的”。

在张军看来，这大概解释了当前中国政府为什么非常小心谨慎，不想在短期与长期之间做简单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不想为长期目标而忽视短期问题，更不想为短期问题而牺牲长期目标。这也给外界留下了宏观调控政策相当克制的印象。比如，目前的利率太高不利于扩大投资，但利率也不能太低，太低了会刺激很多无效的投资和坏账的积累，造成巨大风险。“这确实很像在追求一种菲尔普斯的‘黄金法则’”，张军说。

从当前央行负责人的发言即能够看出端倪，央行行长潘功胜在6月份的一次发言中说：

在调控中我们将注重把握和处理好三方面关系：一是短期与长期的关系。把维护价格稳定、推动价格温和回升作为重要考量，灵活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同时保持政策定力，不大放大收。二是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统筹兼顾支持实体经济增长与保持金融机构自身健康性的关系，坚持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三是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主要考虑国内经济金融形势需要进行调控，兼顾其他经济体经济和货币政策周期的外溢影响。

尽管多方呼吁中央政府采取更进取的宏观调控政策去刺激经济，但中央一直保持克制，没有采取美国式的激进政策：要么暴利加息，要么零利率搞天量宽松等等。

“我觉得中国宏观管理当局这么做也是煞费苦心，主要是因为面临的约束条件太多了，冒进突破意味着风险”，张军说。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宏观政策不得不变得很具体细碎，需要根据情况不断调整。面对房地产行业的大重整，中央政府出手介入房产存量的消化，用于住房保障；对于地方债务化解难题，则又采取“白名单制”，对12省份债务负担重的省份提供带条件的资金支持，而且这个“白名单制”化债方案，正在向其他19个省份推广。

古语有“治大国如烹小鲜”，进入新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面临国际国内复杂的环境，眼前的挑战很多：经济恢复力道不足，房地产以及地方债务问题待解，生育率快速下降，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等等。在张军看来，高层不得不采取“soft push”，以柔克刚，即用柔和的办法，去缓解种种眼下的难题。

“既然要实现经济稳中求进的目标，这或许是当前治理经济的最好办法”，张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