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麻省理工学院应用经济学教授阿西莫格鲁(Aron Acemoglu)、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教授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三位学者，表彰他们在经济增长的研究领域所做出的“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响国家繁荣”问题研究的丰硕成果。今年获奖的三位学者无论是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还是在学界的领导力以及参与社会治理的影响力上，确实名声在外，引领社会，所以，这次他们的获奖众望所归，意料之中。但我还是想从他们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成果与当下全球经济面临长期低迷的环境之间的关联性中，寻找一些诺奖评委想向社会释放的一些重要信息。

曾经在早些年，以阿克洛夫、罗莫为代表的老一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就指出了当下青年学者为了解决终身教授的身份，把精力过度的集中到技术分析的方法上，而忽视了现代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的现象，但我们看到阿西莫格鲁为代表的一批“新生代”的学者，用多视角(历史、政治和宏观经济结合多元化视角)去进一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古老而又宏大的经济增长问题，改变了学术的风气。尤其是当新古典的增长收敛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在探索经济增长动能时表现出来说服力不足的短板问题(理论与跨度大和国别多的数据不相吻合的问题)时，这三位学者另辟蹊径，以崭新的制度因素、权力因素、历史维度结合的研究视角、动态理论机制和实证方法 (自然实验和跨国数据)的有机统一，做出一系列具有很大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也引领了学术界新的研究方向。

三位学者所构建的理论体系，主要是聚焦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二维组合(决定制度质量好坏的关键因素)的问题中，探索国家兴与衰的机制。他们的研究表明，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的组合(高质量制度体系)是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而与之反向的集权性(摄取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低质量制度体系)会带来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以及人均收入水平低下的后果。至于如何体现包容性和摄取性的特征，无论是指标的选择还是包容性的界定都依然存在较大的分歧。增长的可持续性和质量的判断也存在较大的争议。但对于较为极端的案例，如教育水平较高的国家民主，和教育水平底下的集权治理进行比较，很容易找到国家治理激励不相容的佐证，符合三位学者的研究发现，而全球化时代要素充分流动环境下，国与国之间的文化和治理模式的差异并没有阻碍一国经济的繁荣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能力。所以，尽管他们研究视角广，年代跨度大，但还是存在样本选择偏差性而引发更多的争议。

不管怎样，这次诺奖评委再次把获奖成果定位在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上，而且理论指导实践的现实意义也很鲜明，就是国家不能忽视社会和经济主体产权和利益的保护和界定，否则，激励不相容的制度安排会造成诸多“负的外部性”，如，资源错配、创新缺乏、赢者通吃、贫富差距、贪污腐败、经济衰退、危机多发的后果。他们三位大量的研究成果都聚焦在制度形成及其影响的这类研究上，尤其是制度(组合)决定国家兴与衰的宏大问题上。

当然，我们不能排除三位经济学家研究结论也可能通过诺奖的影响力向世界释放西方对国家治理的主观的价值取向，因为他们的研究忽略了国家规模、融入全球化的程度和文化与历史的差异性和其影响力。事实上，研究同类问题的一些美国著名学者，也都提出过一些质疑，如阿莫斯·图尔（Amartya Sen），约瑟夫·奈（Joseph Nye），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等，甚至这次诺奖获得者之一的西蒙·约翰逊自己都认为经济增长动能和可持续发展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不是由单一的制度(组合)的差异性可以诠释的。

尽管如此，三位学者经济增长制度因素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过去的环境和数据样本的约束下所做出的研究成果上，而是与时俱进继续在研究新的环境变化对经济增长治理模式(制度设计和安排)的影响问题，就凭这一点他们的研究态度也值得我们尊重和认真学习。如阿西莫格鲁在研究最近的人工智能发展的社会影响研究中，提出了双刃剑的可能性，他认为如果制度安排不当，人工智能就会成为公司管理的精英层降低成本取代人工的一种手段，这种创新会产生降低社会福利的不良后果，为此，阿西莫格鲁建议在制度设计和安排上，一定要注重商业模式改革、税收体系的调整等问题，并增强工人在AI发展中的声音、政府还要通过制度设计确保人工智能对人类行为互补性研究的资金支持，以及在政府内部也要建立AI专业知识掌握的教育管理模式。这些研究成果都可以为我国人工智能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制度设计的有力佐证。

今天的三位学者的制度因素和权力因素的研究是基于他们所拥有的样本和所处的社会环境做出的判断，不一定能诠释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留下的一些令人深思的教训，但他们研究方式和研究环境，以及研究成果中所强调的激励相容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视角，与今天我们在推进的人民利益至上，两个不动摇，反腐倡廉、ESG的治理模式推广的改革取向，也有很多“异曲同工”的地方。另外，促进国与国之间，校与校之间的人才交流，也是人类文明智慧分享和促进其发展的重要渠道。记得2005年我在比利时鲁汶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正巧阿西莫格鲁也在该校进行学术访问，他在接受该校校长颁给他的荣誉博士的同时，还在那短暂的访问期间，几乎每天都和一批年轻的学者在一起探讨他引领的学术理论和实证方法的新方向。今天我们看到他丰硕的研究成果所涉及的广泛的研究领域以及超常的学术影响力，一方面是他洞见问题的悟性和“自圆其说”学术研究的才能所致(事实上，即使论著具有完美的逻辑但和真实的实践依然存在着一定的落差，用好的实证研究也无法精准的弥补；这也是我们今天评价他们的研究成果需要认知的地方)，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拥有丰富的学术交流和共同研究的环境。所以，我们在培育这种能够进行良好的“共同研究”环境中，也要让更多中国的年轻学者沉下心来，做好的研究，做大格局的思考，同时也能够用大家容易接受的严谨的经济学分析方法来阐述中国改革开放中所积累的宝贵规律，和展示发现错误及时纠偏的勇气，让世界也同样能够分享到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智慧结晶。

*本文将在《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作者要感谢2024孙立坚诺奖成果研究小组的全体成员给予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