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来试着列出西方世界目前存在的所有问题：除了新冠肺炎，还可能包括增长缓慢、气候变化、健康状况不佳、金融不稳定、经济不平等和生育率下降。这些长期趋势导致我们许多人对我们的社会感到不安。这些问题可能看起来关系松散，但有一件事让它们变得更糟——那就是住房短缺：在人们想要居住的地方所建造的房屋太少了。如果我们能解决住房短缺问题，这将帮助解决我们面临的许多其他看似无关的问题。

你居住的地区几乎影响到你生活的方方面面——你在哪里工作，你如何度过休息时间，你的朋友和邻居是谁，你能有几个孩子，什么时候生，甚至你生病的频率。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人最宝贵的资产便是他们自己的房子。而住房之所以对整个经济如此重要，是因为它决定了最重要的“资源”——人——的位置和供应。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房价太贵了。在许多地方，新房的价格远远超过了建造更多新房的成本。城市的高收入将人们吸引到这些地方，他们用增加的工资中的一部分来抬高当地的房租和房价。更宽松的信贷和不断下降的利率（反映了借贷成本的降低和其他投资回报的降低）也使人们竞相提高住房价格。对于大多数商品，包括像船舶和飞机这样非常昂贵的耐用商品，更高的收入和下降的利率会导致供应增加，而不是使价格长期处于高位。但对于许多需求量大的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住房，供应量一直无法跟上需求。

这在整个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是如此：都柏林、新加坡、奥克兰、巴黎、温哥华、罗马、香港、巴塞罗那、莫斯科、开普敦、苏黎世和许多其他城市的住房价格与建造更多住房的成本相比都非常昂贵。在那些经济建立在无形资本（如软件或金融服务）基础上的地方，成本尤其高。在这些行业中，人们相互邻近会产生特别大的好处，因为这使他们更富有生产力和创新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旧金山湾区——可能是西方世界生产力最高的地方——同时也是最受欢迎的居住地之一。这种住房需求，再加上对建造更多房屋的限制，也解释了为什么它是最昂贵的居住地之一。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这种住房负担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与无形经济的增长相一致，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无形经济增长的推动——人们开始转向基于软件和知识产权的生产，而不是机械和其他物质资本。而在20世纪60年代，一个中产阶级的单职工美国家庭或英国家庭能够负担得起一套舒适的房子是司空见惯的事。

当更多的人想住在一个地区时，我们要么建造更多的房子来容纳他们，要么把他们容纳进现有的住房存量中——这些人会竞相抬高当地的居住价格。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机制在西方需求最大的一些城市中发挥了作用。例如，在伦敦，空房现在只占总数的百分之几，因为空置的成本越来越高。

过去四十年房价的上涨是住房短缺最显著的证据。自1980年以来，纽约大都市区的平均房价上涨了706%（比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高出376%，比美国工资高出326%）。而旧金山的房价涨幅为932%。在此期间，伦敦房价上涨了超过2100%（或者说比工资高出1500%左右）。澳大利亚悉尼的房价上涨了1450%（相比之下，小时工资只上涨了480%）。在爱尔兰，这一时期房价上涨了约800%，都柏林的涨幅尤其明显。房屋租金也显示出类似的趋势，但没有那么极端，因为它们不受利率的直接影响。

这些价格大约是建造同等规格新房成本的两倍到四倍不等。建筑成本和房价之间的这一差距，可以粗略地反映出新建筑限制所带来的额外成本。

相比之下，从那时起，几乎所有其他家庭产品都变得更好、更便宜。与1975年相比，一个收入在中位数水平的美国工人购买一台电视所需的工作时间从1975年的60小时下降到2013年的7小时；购买一台冰箱，从1975年的65小时下降到2013年的20小时；购买一台健身跑步机，从1975年的18小时下降到2013年的6小时；购买一台洗衣烘干机，从67小时下降到30小时。按平均时薪计算，即使是汽车，现在也比1964年时的工作时间“便宜”三倍。而这些估算都没有考虑到现在这些产品中大多数都比1975年时要好得多。

因此，当其他耐用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便宜时，住房却变得更加昂贵。尽管收入增加了，但现在一个家庭中的父母都必须工作，才能负担得起大城市中体面的家庭住房，人们不得不搬到城市中心以外越来越远的地方，以找到他们能够负担得起的地方，并在通勤路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

因而，高房价的明显影响是，人们经常花很多钱在租房或买房上，这使得他们在其他方面的支出减少——尤其是如果他们居住在西方最富裕的城市或周边地区。而且这个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

Kade Byrand为正在进行中的作品绘制的插图

高房价的明显影响——人们在其他方面的支出减少了——是大多数人关注的一个问题。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因为昂贵的住房也会使人们改变他们的行为——它还会影响你住在哪里，你的工作是什么，你的家庭规模有多大，以及你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而这些潜在的影响才是最重要的。

正如我们上面所论述的，当很难建造更多的房屋时，更好的工作会推高房价。但这是双向的：当高生产率地区的住房稀缺时，一些人会因房价过高而完全离开该地区，因此他们无法搬到更好的工作范围内。

这意味着，许多人现在从事的是生产率较低的工作，他们本可以从事生产率更高的工作——如果他们能更容易地搬到这些地方的话。这些人的工资和生产率都较低，高生产率的企业很难雇佣他们。这就意味着，在这些高生产率的地方生活的人的生产力也不如他们本可以达到的水平，因为他们无法将自己的技能与那些因高物价而被赶出的人的互补技能相结合。

因此，许多企业最终只留下了高技能的员工，使他们在没有分工帮助的情况下工作，把他们的时间花在可以由其他人完成的工作上，减少了他们可以花在最擅长的任务上的时间。这也发生在人们的私人生活中：人们经常花几个小时试图修理漏水的管道，而不是打电话给水管工，因为他们附近的水管工的价格已经上涨，以支付住在那附近的水管工的成本。

平均而言，大城市的工人往往比小城市拥有类似技能和教育的工人更有生产力。单纯的规模并不是最重要的，比如工人之间的互补性更重要——一个熟练的软件工程师搬到柏林（人口440万）比搬到墨西哥城（人口2100万）更可能提高他的收入。但有强有力的经验证据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城市越大越好。这直接有益于工人：在西班牙的一项研究中，从小城市搬到大城市的人这样做获得了工资溢价，并随着时间的推移积累了更好的经验——即使他们后来搬到其他城市，其经验也会以更高的工资的形式持续存在。

在美国，城市规模每翻一番，每个工人的生产率往往会提高2%或更多。只有当城市中容纳了高技能、受过教育的工人时，规模和生产率之间的联系才会显现出来，这表明这种影响主要是由知识转移和高技能工人之间的劳动分工驱动的。大部分由非技术工人组成的大都市地区的生产力不会随着规模的扩大而提高。

从历史和全球的标准来看，今天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最成功的城市人口稀少，而且面积庞大。奥斯曼时期的巴黎，高迪时期的巴塞罗那，以及乔治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地区，几乎每平方英里的人口都比旧金山湾区的人口密度高得多，甚至比纽约市（除曼哈顿以外）的大部分都会区都要密集得多。

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禁止利用土地的建筑物的规定。经济学家吉勒斯·杜兰顿（Gilles Duranton）和迭戈·普加（Diego Puga）认为，如果纽约允许更多历史上较为常见的那种密度，租金和房价就会向建筑成本靠拢，城市人口至少会增加一倍，达到4000多万。如果更高的密度被允许的话，类似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旧金山湾区、波士顿、洛杉矶和美国其他“超级明星”城市。这可能意味着这些地方看起来更像巴黎市中心或巴塞罗那市中心，这两个地方的人口密度非常高（而且也是非常好的居住地）。

在美国，这种法规引起的无序扩张的总成本可能是巨大的。根据一项研究，如果只是三个城市——纽约市、圣何塞和旧金山——将其禁止建造密集住房的规定放宽到全国平均水平的限制，数百万人将转移到最能发挥其技能的工作岗位，美国的GDP总量将增加8.9%。这将转化为美国的平均工资每年增加8775美元。其他人则走得更远。杜兰顿和普加估计，更宽松的允许建造房屋的住房制度的平均收入增幅可能在25%左右，也就是每人每年多1.6万美元左右。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2019新冠疫情和封锁令美国经济大部分陷入停滞之后，2020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萎缩了大约9%。而希腊和匈牙利的人均年收入也是1.6万美元。（严格的限制住房政策）相当于白白浪费了一大笔钱。

所有的创新不仅几乎都发生在城市，而且经常在城市发生。正如城市拥有庞大的劳动力库，使工人更容易找到与其技能相匹配的工作一样，城市也允许创新者相互合作，创造出新的做事方式。有时，一些城市会经历创新产出的爆发，从而改变世界——比如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爱丁堡和伦敦，19世纪末的克利夫兰，20世纪初的维也纳和底特律，以及今天的旧金山。

例如，包括硅谷和旧金山（人口750万）在内的旧金山湾区，云集了更多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科技初创企业，其数量超过了整个欧洲（人口7.5亿）的总和。2007年，美国10个城市的计算机科学专利占总专利的70%，半导体专利占总专利的79%，而这些城市的人口还不到美国的10%。

部分原因是，地理上的邻近对于想法的转移和结合至关重要。而对于非常规的想法，最有价值的组合往往事先并不明显，其可能取决于个别元素的偶然互动或混合。

出于这个原因，贝尔实验室（一个发明了晶体管和光伏电池等革命性新技术的传奇研发实验室）设计时就是为了让每个人能在某个时候遇到其他人。类似地，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在设计皮克斯动画工作室时，将公共区域设置在中心位置，而如今许多科技公司也采用了类似的模式。伦敦证券交易所和伦敦劳合社都起源于17世纪的咖啡馆——人们习惯性地有意或无意地相遇的地方。

来自美国2000-2010年申请的60多万项专利的证据表明，低密度地区可以维持专业化集群，但非传统的突破得益于高密度的城市环境。对于软件等以创意为中心的行业，本地化的好处在10英里内就消失了；对于像广告这样非常注重创意的行业，其在半英里之内就会消失。从一个较小的集群转移到一个较大的集群的发明者，往往能看到其专利生产率的大幅提高。

因此，限制住在像旧金山湾区这样的地方的人数，以及限制那里的房屋数量，可能不仅仅通过限制人们一起工作而直接损害了生产力。我们也可能会错过能极大地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新思想。

供给的限制使房屋变成了稀缺资产，其更像是债券、艺术品或贵金属，而不是冰箱或汽车等耐用品。这种情况我们之所以感觉很正常，是因为已经习惯了这种情况，而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东京、首尔或纽约等开发商可以轻易为某个地区添置更多住宅的地方，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上述这些地方，不断增长的需求导致了更多的供应，而不仅仅是价格上涨。

固定的住房供应意味着土地所有者通常会获得其他人收入增长的一部分，因为人们会用增加的收入抬高房价。这是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提出对土地价值征税的基础之一。乔治意识到，即使是当地基础设施的改善——一个新的公园，或者更好的卫生设施——也会被当地的地主所占有。新公园将使人们更愿意花钱在附近居住，从而抬高该地区的房价，最终使现有的土地所有者获得公园创造的大部分价值。

这些影响在中产阶级化的斗争中表现得很明显。不断上涨的工资使银行家和科技工作者抬高了城市中已变得时髦的较贫困地区的租金。由于租金上涨，人们被迫迁走，商店和其他服务机构为了迎合更富有的新顾客而做出改变，最终许多低收入社区被拆散了。几乎没有人会反对让一个地方变得更舒适、更环保、更安全：但对于现在的居民来说，他们最关心的不是当地条件的改善，而是被高昂的房价赶出他们的家园和社区的风险。

还有另一种方法。在确保现有居民受益的同时，增加住房和商业空间的供应，这可能会令零和局面变成人人都能得到改善的局面。这可以做到，例如，允许他们投票增加密度，并从中直接受益。新的需求可以得到满足，发展的经济回报可以与现有的居民共享，而且不会使他们流离失所。

住房供应如此有限，在全国范围内造成的总体影响是，大多数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给土地所有者带来的收益越来越多，而给其他人带来的收益却越来越少。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著名论证表明，国民收入中流向资本所有者（而非劳动力）的份额在增加。但不太被认可的是，至少在美国，这实际上是流向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份额的增加（由住房成本的增加所驱动），而且这种影响在那些对建造更多房屋有高度限制性规定的州尤为强烈。

皮凯蒂所论证的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住房短缺所驱动的，用一位经济学家的话来说，住房变成了黄金。这是整个西方世界的情况：住房不平等（而非收入不平等）是决定大多数西方国家财富不平等程度的主要因素。

住房短缺也导致了地区不平等。前文中，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企业失去了技能较低的员工，从而不得不让他们的明星员工去做那些技能较低的员工能更好地完成的工作。另一方面，无法获得高薪的人根本无法搬到高收入城市。

考虑一个生活在阿拉巴马州（Alabama）的清洁工。在1960年，他们可以搬到纽约，挣得比纽约高84%的工资，扣除房租后，他们的收入仍能高出70%。2010年，他们可以搬到纽约，其生产率提高28%，工资提高28%，而且能减少国内的劳动力过剩，允许他们要求更高的工资。但由于住房成本高得多，类似这样的人如果现在搬家，他们的净收入和生活水平会下降，这样做并不值得。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水管工、接待员和其他职业，这些职业可以让其他人专注于他们最擅长的事情，并将他们花在DIY和接电话等琐碎事情上的时间最小化。相比之下，顶级律师在1960年和2010年的加薪幅度仍然大到足以让他们有理由搬迁，即使他们将不得不支付更高的租金。

经济学家彼得•达农（Peter Danong）和丹尼尔•绍格（Daniel Shoag）得出的结论是，总的来说，这种效应直接导致了美国较穷的州追赶较富的州的速度放缓。在1880年至1980年期间，美国较穷的州以每年约2%的速度追赶最富的州；自那时起，这一追赶速度减少了一半，约为每年1%。以前，各种收入和技能水平的人都会搬到更繁荣的地方，而现在只有收入高的人才会这样做，留下许多不那么幸运的人在劳动力过剩的地方。

许多西方国家都有这样一些地区：经济上最具生产力的人都搬走了，留下了那些技术水平较低的同龄人，他们在争夺有限的低工资工作岗位，并进一步压低工资。“超级明星城市”的住房稀缺且昂贵，这意味着当另一个城市遭遇经济衰退时，只有最有技能的人才会离开。由于这些人有积极的溢出效应，这将进一步抑制当地的经济活动。相比之下，在历史上，当形势变得艰难时，通常是境况较差的当地人离开该地区。

很多人都在试图阻止这些优秀人才的外流，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那些留下的人的损失。这些尝试很少有成功的，而解决方案可能是让所有收入和技能水平的人更容易为工作而流动，这正是历史上的常态。如果没有这种流动性，许多社区就会出现一种不健康的现象：人们都在竞争同样的低薪工作，完全被排除在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好生活的地方之外。

房价不仅影响人们居住的地方；它还决定了人们居住的房屋类型。这对人们的家庭生活有巨大的影响，影响到人们何时生孩子以及生几个孩子。

额外的卧室越贵，生更多（或任何）孩子就越贵。昂贵的住房会迫使人们在要小孩之前等待，并在生小孩时搬离城市核心区、进入更便宜的郊区。这意味着失去了许多城市生活的设施和社会生活的好处，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更漫长的通勤时间，并可能缩小了他们的工作选择范围。

在整个发达国家世界，女性实际拥有的孩子数量远远低于她们所称的希望拥有的数量。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房价上涨10%与总体出生率下降1.3%相关。再加上过去四十年房价的大幅上涨，这意味着整个西方世界的出生率大幅下降。一份报告估计，1996年至2014年期间，英国住房成本的上升可能导致仅在该期间就减少了15.7万名儿童的出生。

将这些影响与以下事实结合起来，即较高的收入使人们能够拥有更多的孩子，因为他们更容易负担得起托儿服务等费用，而住房成本可能导致出生的孩子比人们希望的要少得多。当然，这也有财政成本，但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个人的、人类的成本：兄弟姐妹更少了，与祖父母在一起的时间更少了，孩子给父母生活带来的意义也更少了。

没有人能明确说明为什么美国的肥胖率从20世纪60年代初的10%上升到今天的35%。一些人将其归咎于收入的增长，但在同一时期，日本人的收入增长更快，而肥胖率几乎没有变化：仍保持在5%以下。这说明高收入可能会导致肥胖，但并不能保证肥胖的发生。

毫无疑问，无论是长期的肥胖率增长，还是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差异，都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技术创新使得更多的加工食品和美味食品成为可能。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某种营养物质（如某种脂肪或糖）的消费摄入增加。在西方国家，吸烟的减少——可以起到抑制食欲的作用——也可能是造成肥胖症上升的相当一部分原因。

日本人食用的加工食品大约是美国人的一半。他们的饮食中omega-3脂肪酸的摄入量也显著增加。日本的吸烟人数也比美国略高。但日本人和美国人的生活还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即他们的城市建设方式。

日本的土地使用管制比较宽松。在最严格的限制下，日本允许三层楼高的建筑使用其整个地块的土地。这意味着日本的超级明星城市比美国城市发展得更密集，同时它们也吸收了日本更多的人口。由此产生的城市环境类似于世界各地自行车、火车和汽车出现之前的传统的都市生活：街道狭窄，纹理精细，非常适合步行。当然，现代日本城市没有那么紧密，汽车、自行车和交通都有空间。但其街道仍然极其狭窄，停车费用昂贵，主要道路要收费，行人通常比其他道路使用者享有优先权。

由于这种城市风格，生活在日本大城市而选择开车的人比美国少得多。在东京和大阪，私人汽车出行的比例分别为12%和13%，而洛杉矶为85%，芝加哥为77%，休斯顿为91%，凤凰城为87%。大多数美国城市过于分散，人们无法通过步行、骑自行车甚至公共交通出行，而这些交通方式都需要密集的人口群来提高效率。

体验这种城市生活的日本人要比美国人多得多。北美最大的大都市纽约有2370万居民，这些人分布在345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的密度足以维持步行、骑车和交通。相比之下，东京都市区的人口要多得多，有3810万，但人口密度是纽约都市区的四倍，因为其面积只有8500平方公里。这意味着东京几乎所有人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可以过着不用汽车的生活。日本第二大城市大阪拥有1930万人口，仅最大的两个城市就占据了日本全国45%以上的人口。相比之下，即使按照最宽泛的定义，美国也只有大约12%的人口居住在大城市。

这对肥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日本人平均每天比美国人多走数千步。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经常步行。而在大多数城市，美国人的运动量就不一样了，有热情的锻练者，也有开车去其他地方的人。成千上万的智能手机步数显示，这种差异导致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肥胖。纽约市是美国人口密度最高、最适合步行的城市，而其肥胖率却最低——约为全国肥胖率的一半。在最新的研究中，曼哈顿的比率又降了一半，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因此，更倾向于无序扩张而不是提高密度的政策，以及这种政策造成的住房短缺，可能会损害健康、平等、平均财富以及我们拥有的孩子数量。而且，更多、更密集的住房对健康的（积极）影响往往被忽视。

适宜步行的城市不仅只对对抗肥胖起到重要作用。2018年，日本人均消费造成10.3吨二氧化碳排放，而美国人均排放17.6吨，比日本多74%。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交通上，2016年，日本的运输量为1.63吨，而美国为5.22吨，差了三倍多。

英国和美国东海岸的地图清楚地显示出，像纽约、费城和伦敦这样人口稠密的城市，其人均碳排放量远低于周边其他城市。英国城市中心估计，居住在城市外的人比居住在城市内的人多排放了50%的碳。

2020年，加州人口自有记录以来首次减少。新冠肺炎疫情只是促使人们逃离昂贵、气候温和的加州城市的最新因素——比如旧金山，这些城市拥有良好的公共交通和相对密集的住房——人们转而前往更经济实惠的阳光地带城市，如亚特兰大、凤凰城和达拉斯，这些城市依赖汽车和耗电的空调。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亚特兰大的人口增长了近50%。休斯敦现在是美国第三或第四大城市。凤凰城的人口从1950年的第99位上升到今天的第5位。这种对汽车和空调的依赖导致了环境灾难。

新住宅的隔热性能也比旧住宅好得多。德国的PassivHaus，即无需使用额外能源就能保持适当温度的住房，每月的供暖或制冷费用可能只有几美元：俄勒冈州的一个PassivHaus在最近的热浪中保持比外部温度低30华氏度，而且没有空调。公寓楼比独栋住宅更环保，因为每个家庭获得或失去热量的外部面积更少。此外，新建住宅的净嵌入碳含量可以为零，还可以通过植树造林或其他方式来改善环境。新房子可以极大地帮助环境。

收入的增加意味着人们想要更大的房子。很少有人会乐意回到八个家庭成员挤在一间1900年的两居室公寓里。如果适宜步行的城市禁止建造新房，居民将搬到更经济的地方，比如亚特兰大，在那里建造更大、更耗油的房子，更经常开车，由此排放的碳量远比他们真正想自由居住的地方要多。

一旦你看到住房短缺对肥胖、生育率、不平等、气候变化和工资增长等方面的巨大影响，你就会发现它们无处不在。例如，斯科特•萨姆纳（Scott Sumner）和凯文•厄德曼（Kevin Erdmann）曾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房地产“泡沫”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泡沫。事实上，他们认为，房价上涨是理性的，这是因为人们最想搬去的地方所建的房子太少了，而不是因为非理性投机。随后的危机是由对这个问题的错误诊断引起的，因为美联储错误地试图“戳破泡沫”而提高了利率。支持这一观点的是，目前房价已回升至“泡沫”峰值之上，且没有即将下跌的迹象。

住房短缺也可能使新冠疫情恶化。过度拥挤会导致疾病，包括新冠，因为挤在同一间房子里的人会互相传播疾病。与直觉相反，更高的密度可能意味着更少的拥挤，因为有更多的房子可供选择。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能会了解到，住房供应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越拥挤的城市疫情越严重。

正如《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最近的一份报告所指出的，即使是在许多西方国家展开的政治和文化战争，也有可能根源于住房短缺。英语世界的选举正日益成为城市及其郊区相对繁荣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与该国其他地区——农村地区和经济萧条的城镇——的人们之间的分歧，他们对系统被操纵以有利于已经富裕的人的看法感到不满。居住在房价停滞地区的英国人和法国人更有可能分别投票给英国脱欧或国民阵线。

许多年轻人不得不推迟成家的时间，而且往往不得不从事收入微薄、不稳定的工作，这些工作只能勉强支付房租和生活费，这是生活在具有文化吸引力的城市的代价。他们认为机会是有限的，增长是几乎感觉不到的。与此同时，老一辈人坐拥的房产价值比他们支付的价格高出许多倍，他们陷入零和思维，往往把保护自己的社区置于建造更多住房的需要之上。当这就是西方经济体系提供给年轻人的东西时，你能责怪那些怨恨老年人和西方经济体系本身的年轻人吗？

如果这一切都有一个解决方案，那么我们认为它不太可能通过零和的政治“拔河”来赢得。西方国家通过解决他们的住房短缺问题，可以使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数万亿美元。一个精心设计的解决方案可以将这些收益广泛传播，以至于每个人都会变得更好，包括那些目前反对建造更多会使他们变得更糟的人。

我们在其他地方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彻底的地方化民主，允许个别街道通过投票选择更大的密度。如果大多数人不选择，就不会在任何地方建设，但投票支持更高密度的街道将变得非常有价值，所以在高需求地区的房主将有很大的动力投票支持更高密度。

但这一方法或另一方法是否是最佳解决方案，并不是关键问题。重要的是，住房短缺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问题，解决它需要成为每个人的首要任务。尽管它很重要，但我们应该警惕让它变成政治上的部落化：美国新冠疫苗的灾难性政治化突显了这一危险。某种创造性的、不引人注意的解决方案，能将这种零和游戏变成正和游戏，也可能会带来更好的机会。在拔河比赛中，如果你把绳子拉向一边，你能走多远往往能令人惊讶。

如果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这意味着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使每个人的生活比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的情况要好得多——而不仅仅是通过使房子更便宜，还可以给人们更好的工作，更好的生活质量，更有凝聚力的社区，更大的家庭和更健康的生活。这甚至可以让人们有新的理由对西方的未来感到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