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本届陆家嘴论坛释放出未来上海金融开放和深化的信号

作者: 发布时间:2020-06-19 20:29:03 来源:复旦发展研究院+收藏本文

6月18日上午,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2020:新起点、新使命、新愿景”。在开幕式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论坛共同轮值主席易会满,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依次致辞。上海市金融工作局局长解冬在会上介绍:2020年是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之年,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开幕式上,几位领导的致辞信息量巨大,释放了未来上海金融开放和深化的信号,其传递出来的话语值得研读。为此,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教授就开幕式上关键内容和重要信息为我们做以下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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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鹤副总理在致辞中表示,“我国在统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方面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各类经济指标已经出现边际改善,我们仍面临经济下行的较大压力,但形势正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变。”对于这一观点,孙老师如何解读?

孙立坚: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其中制造业增长5.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环比提高5.87%,一些消费零售指标也出现积极变化,车市和楼市均在回暖。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从几位领导的讲话当中不难发现,中国在疫情控制之后的经济复苏效果非常明显,数据都基本回暖,这为后续的金融改革开放以及上海国际金融建设中心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且降低了金融开放可能带来的风险,具体来说,主要是来自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一是中国对疫情的管理效果带给经济回暖的指标;二是我国在1-5月份投放在市场的广义人民币达到了10万亿的数量,超过了08年金融海啸政府救市的资金投放量。但是不同的是,这一次我们不采取“大水漫灌的粗放型货币投放方式,而是有的放矢地聚焦在中小企业、地方政府和核心金融机构上面,恰到好处地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等问题,也是确保中国经济未来走出危机低谷,不出现系统性风险,甚至以时间换空间来获取未来更广泛的发展空间。三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在改革开放的二三十年中打好了底子,即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工厂。因为制造业吸收就业的能力比发达国家中金融行业这类高端服务业吸收就业的能力要强大很多,所以在经济的冲击下确保大多数人的生存问题上,制造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中国利用人口红利和我政策红利,包括一些土地资源红利,或向保税区招商引资的政策,把中国的制造业嵌入到一个全球化的供应链当中来。这正像刘鹤副总理、郭树清主席、易会满主席都谈到的一个共同点,今天经济的基本面是向好的,但是经济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的挑战依然很大。
因此,如何继续做好供给侧改革,提升高质量发展模式、高质量发展水平至关重要,依靠政府的外部支持和补贴以外,企业改短板来维系着自身生存力,从而改变企业的增长方式,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加上疫情的影响,先不去考虑高质量的发展,而是生存下来。首先,稳住就业,就要完成高质量转型,两者要相辅相成,不能顾此失彼;其次,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这是确保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这个方面不能够解决的话,银行为实体经济的服务仅仅是风险,无论由银行还是融资难融资贵的企业承担,都不能良性循环;最后,来自于当今世界经济下行,欧美国家也面临着经济下行的压力,以及后者利用市场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原理,可能对于中产阶层,或底层的社会大众是一种不利的生存环境,会留下来一个不稳定的社会隐患。所以,中国这样一个贸易顺差的国家必须要承担贸易平衡的责任,未来我们可能面临更多来自于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其不确定性会持续性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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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经济复苏的态势中,扩大消费是否是经济复苏的重要一环?当前正呈现怎样的消费新趋势?

孙立坚:在这次陆家嘴论坛上,几位领导都强调了未来不确定性的问题,但我们不能够乐观地寄希望于外部的不确定性会自然地减少,而应该更主动地去寻求解决不确定性的方法。改变中国经济以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不良环境,很自然就是要带动我们国内的消费和投资重任。其一,中国消费和投资带动市场活力的最关键点就是我们的增长方式要转变,我们的企业不能再靠成本推动型的商业模式来发展自己的市场,更重要的是能够做消费者满意的商品,现在的消费者对幸福的追求标准越来越高,已不再是过去的价格导向。这就倒逼我们的企业做深层次的转型,如果这个任务不能完成的话,将来我们国内的消费反而随着市场的开放,老百姓更愿意购买海外的商品和服务,长此以往,中国的储蓄将大量地流向海外市场。尽管我并不是采用一种保护主义的思路,但这确是一个客观事实,即中国的储蓄一旦不能为中国的投资服务,反之流向海外,那么中国经济未来的活力将会受到很大影响。
其二,解决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看上去是中国不能总是靠出口,而是要靠自己的消费,但是我们为什么会寻求出口?企业家用脚投票,商业模式都建立在海外市场,这反映了经济学的规律就在于消费的活力是来自于收入这个基础。如果今天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不占高位的话,我们的出口也不可能赢得市场。所以,回报的原因就在于欧美国家人均收入的水平远远高于我们,其消费能级也超越了我们。为此,我们主张全球化,但是今天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对方不领情、不接受这个战略,这样就需要我们用另外一条腿来走路了,即怎么通过国内的市场,先带动消费者的收入水平的提高,这一点我们有很多的制度改革需要做:一是资源配置的优化,杜绝低效率的发展,造成产能过剩,库存增加等浪费问题;二是杜绝腐败、贪污问题,这也是造成今天老百姓收入增长困难的因素;三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如何权衡好之间的国强民富。国强民富这是两个结合体,此次论坛刘鹤副总理也在强调中国自身增长动力的时候表示,提升消费的关键在于先提升收入,从而增长中国经济自身动力。
其三,解决后顾之忧,政府该作为的社会保障必须作为。如果后顾之忧不解决的话,老百姓会过度储蓄,会造成实体经济市场利润减少,可能助长金融资产的泡沫问题,这也是我们转型卡住的一个后遗症。为确保企业顺利转型,政府扶持的同时企业要有诚信、社会责任感、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赢得消费者尊重并获利。但是除了企业家职业道德的教育以外,还要对其产权进行保护,产权保护来自于国家制度的保障,如果企业运营环境得到改善,企业盈利就会创造更多就业,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总之,今天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要把重头戏放在国内的投资和消费这样的一种双轮驱动上,不能简单的为了提升市场活力去做单边的刺激消费。如果收入不能保障的话,单边的消费是不可持续的,这一点也是今天的一个紧迫感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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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书记在致辞时表示,上海将在中央各项政策指引下,进一步打造金融开放的枢纽门户,要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对外开放上取得进一步突破。在您看来,上海金融开放程度和金融发展环境是否正在不断进步?

孙立坚: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确实如潘功胜行长所讲的那样,按照渐进式的金融改革开放战略,在这个大战略的指导下一步步往前推进,并非简单地效仿海外国际金融中心采取一步到位的激进式的开放措施,所以我们成功地避免了这个过程中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可能造成的金融动荡。但是,系统性风险问题值得关注。看上去在渐进式推进上海国际金融建设的过程当中,国家的整盘棋考虑的政策有点不利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步伐;但今天回过头来看,金融没有物理的边界,一旦上海打开了一个口子,其他的经济基本面和金融生态环境不能够控制好资金移动风险的话,如果爆发系统性暴风险,也会殃及到上海的金融环境。因此,国家把控好一个大方向的迈进步伐和方式,使得我们一直有可持续性的改革空间,不会过度浮躁,在这片较好的金融改革开放的土壤中,上海走过了10多年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我们已经看到了质的飞跃。
第一,在金融体系这一块,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已经承担了QFII、RQFII、沪港通、沪伦通、债券通等重要的市场交易国际平台;而且上海在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的过程中,不光是金融的结算业务量得到大大增加,而且也创新了以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比如人民币的石油计价的石油期货、人民币的黄金市场,这些市场都已经吸引了大量的海外资本进入到中国的市场来做配置。第二,从市场参与者的深度来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会发现上海已经有全世界主要的金融机构,其亚洲业务基本都放在了上海,尽管我们与香港、新加坡还有一段距离,但是上海这几年在国际金融中心排位上升,这个进步也是世界评价体系公认的,是上海一个重要的比较优势。第三,这些年金融产品的创新也是伴随着上海金融的开放在不断推进,尤其是互联网金融跨境结算业务,包括易纲行长讲到的,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甚至包括区块链这样的一些底层技术的金融模式也在开始不断地取代传统模式。金融科技的新力量,将会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风景线。由此可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走的是一个中国特色国际金融中心的道路,一方面,要跟着国家的大战略布局向前走,实现稳中求进的效果,避免了当年泰国急于利用东南亚的经济崛起而选择发展离岸金融中心,酿成了东亚危机的后果,忽略了金融业双刃剑的属性;另一方面,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如今的环境下变得非常紧迫。由于今天国际金融中心主要还是掌握在美元霸权体位,其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来讲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加之香港现在处境复杂,上海需顶上来分担香港所面临的挑战,确保国家财富的安全感。所以,上海永远记住,其与所有其他金融中心建设最大的不同地方就是上海必须要帮助国家完成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使命,不仅仅是大国策略问题,也是为了捍卫我们财富的安全性问题,更是为了把自身货币推上国际舞台中。
国家也给了上海许多机会和政策红利,明确了上海的特殊地位,未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将在困难的环境中背靠国家的支撑和鼓舞稳步向前。如果未来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的业务会有广泛的拓展,我认为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其一,金融体系的深化。我们将和更多的国际金融中心进行业务往来,不光是停留在沪港通、深港通、沪伦通这几个金融板块,将进一步的拓展与海外国际金融中心的嫁接能力。其二,发展离岸业务。离岸业务有利于加深我们与海外金融中心的衔接能力和融合能力,上海欢迎符合国家准入条件大型中型机构进来一起开展人民币的业务。其三,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或者金融业务的数量会大幅度提升。正如此次论坛满主席讲到的,未来我们不光是在财富管理的二级市场或者股权投资市场开放给海外金融机构,而是把业务量放到最前端,开放市场建立一种合格的境外投资人资格,提升人民币的境外份额的同时把业务的场景广泛打开。但是,唯独我们不能放的一个场景是脱实向虚资产泡沫,坚决阻止投机资本来捞快钱的做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底线是资金为实体经济服务,而不是完成一场收入再分配的零和博弈游戏,带走了我们的储蓄,留下了金融危机,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其四,游戏规则,或者叫制度建设。既然是人民币的业务为主,由中国来制定游戏规则,要重启炉灶是困难的,就像郭树清主席讲的来建立一套新的游戏规则,虽然不一定会赢得市场的尊重和国际竞争力,但一定是大家认同的公平有效的游戏规则。此次论坛上,易会满主席、潘功胜副行长也都强调了要融入世界的游戏规则,要与他们保持畅通的沟通和合作机制,与此同时建立一个能够适合所有金融机构接受的保护投资者利益、惩罚违规行为的制度。如果我们没有游戏规则,中国的金融开放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投机资本助长资产泡沫的可能性,未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将会先行先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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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上海正在成为开放的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全球一流的投资者只要投资人民币资产,首先会想到上海。这是否意味着上海在人民币自由兑换方面将加快速度?

孙立坚:人民币自由兑换关乎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开放程度。第一,人民币账户自由兑换的便利度是国际金融中心重要指标。其背后代表着境外资本进到中国,采用人民币形式开展业务,实行全球资产配置的便利性。人民币业务在经常账户的业务,主要表现在企业开展产品出口和服务贸易,实体经济的需求促生金融业务需要配套地实现等量外币-人民币的自由兑换,现在上海的金融业已经完全做到这一点,不过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要求我们在业务量的增长仍可以有进一步提高。第二,财富管理能力,是衡量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核心竞争力高低最为直接的指标。人民币自由兑换金融账户的表现,上海在当下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近几年先后推出了沪港通、沪伦通、债券通,包括大宗商品,也已经推出人民币计价的石油期货交易,现在可以预期上海金融创新的空间越来越大。但是,值得注意的核心问题在于,人民币-外币自由交换通道的打通,将考验金融监管部门和业务部门对于财富管理和风险规避的能力,如何进一步利用储蓄转变为企业融资的主要资金来源,而不是脱实向虚的理财产品,如何更有效监管自由兑换后的新金融业态和新流通渠道,这些都是难点。具体而言,外资投资能否涉及国家重点发展的供应链板块前端产业,产业链后端的人民币离岸业务能否向外资金融开放,这些可能都是未来进一步开放和更有效监管的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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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纲行长在论坛上表示,降准和再贷款都是央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前者表现为缩表,后者表现为扩表,但这几年央行扩表和缩表的规模大体相当,而我国商业银行近年来规模持续扩张,贷款不断增长,这也表现出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提高。据此,您觉得央行接下来降准的概率会有多大?

孙立坚:金融业务是资金密集型的服务业,与国家货币政策走向、货币宽松性和流动性,是密切关联的。国家未来的货币政策的走向,一方面必须考虑现实的货币供需关系,当下市场对于流动性的需求,国家也会适时动态调整货币供给,调整包括准备金率在内的主要货币政策参数,这是国家对于流动货币充裕性需求的逆周期调节。另一方面,国家一定会相应加强宏观审慎性的监管,防止出现资金进入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领域,严防资产泡沫,严控杠杆率和系统性风险。尤其是在不断实现对外金融开放的当下,对于流入和流出资金的审慎性管理将成为货币政策调整最为关键的配套措施。
对于央行是否选择降准、何时降准依旧不明朗。尽管准备金率的降低,确实能够释放大量流动性,但是运作的效果不一定很好。更多的我们还是要关注央行现在通过公开市场操作,通过一些非传统的定向资金的调节工具的来输送资金。相比货币政策,如何根本性提振经济更为重要。我们今天一定要把中国金融业务的核心竞争力做好,前提在于能否服务好客户,金融业有机会把实体企业和投资者联系起来,形成投资-消费互动的良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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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我们感觉到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控手段越来越多,您是否也有这种感受?在您看来,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是否畅通?

孙立坚: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要求我们上海的金融业务实现更有效、更通畅的金融服务实体的传导机制,上海的金融体系需要成为更好的管道金融载体。作为管道的金融业务需要畅通地桥接两端,一端在于消费者能不能将储蓄匹配到适合自身规划的金融产品。通俗而言就是,所谓的我愿不愿意买股票,买股票我到底买什么样的股票?我买债券到底是买长期还是短期?所以,能否为消费者、投资者量身定制多元化选择,匹配到合适产品的金融服务,以及通过货币金融普惠社会大众,这是当下金融需要进一步发力的一端。而在另一端,就是引导原属于投资者的资本流向中国企业,而这一端的阻塞,洪水满贯的问题迟早会发生,资金滞留在金融部门,最终只会引发金融泡沫,徒增杠杆和系统性风险。
上海的金融业发展必须充分考虑两端的货币传导机制,这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能不能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当下复杂的国家大环境中,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不能指望外部机遇,重要的在于自身培育出机遇,国内金融-实体的市场环境十分重要。良性的市场环境将带动企业的创收意愿和消费者的投资意愿,经营业务不仅带动企业自身的发展壮大,更重要的在于带来全民实现收入增长,带来老百姓储蓄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增长,这都是有利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一个重要可能。

上海怎么做好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关键就是在金融体系深度和广度的建设。在广度上,上海能不能让海外合格的机构越来越多地汇集上海,打通境外进本投资上海、投资中国的管道,吸引外资更多地投入人民币结算的金融业务中,这个是我们今天能不能融入海外金融机构参与进来,参与到人民币业务当中来的关键。当下这部分还是我们的短板,以之为目标,我们需要加大金融业务的创新,尤其是要创新对外开放的国际业务。在深度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更要肩负起金融体系的优化,金融机构的引入和这样一个架构和概念的推进,需要上海的金融业界和管理部门完善和跟进与国际接轨的游戏规则,形成一套成熟市场所需要的金融制度体系和法制基础。

编辑整理 | 王艺潼 刘智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