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5年末，美国围绕人工智能与高端芯片的政策取向出现了一次高度浓缩的集中呈现。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宣布在维持总体出口管制框架的前提下，允许英伟达向中国经批准的客户出售 H200 芯片，并从中直接抽取财政收益；另一方面，国会密集举行听证会，多位长期参与对华科技政策制定的学者与安全专家反复强调先进算力、半导体制造设备与军事应用之间的直接关联，警告任何松动都可能改变中美竞争的长期轨迹。几乎在同一时间，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通过公开访谈与政策对话，系统阐述美国人工智能领导力并不取决于单一技术封锁，而取决于电力、算力、应用扩散与产业回报能否形成可持续循环。这些看似分散的事件，实则共同构成了一场正在展开的政策辩论：如何在国家安全约束、产业竞争现实与宏观资源条件之间重新校准美国的科技战略。理解这场大交易、大辩论，有助于把握特朗普科技政策调整的内在逻辑，也为观察中美科技关系未来走向提供一个更具解释力的切入点。

（1）以有限放行换取技术领先的政策安排

特朗普的放行决定在形式上是有限解禁，在机制上却重构了前一阶段高端芯片管制的规则体系。大西洋理事会技术项目高级主管、前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高级政策顾问泰丝·德布朗-诺尔斯（Tess deBlanc-Knowles）梳理认为，特朗普先是在四月宣布禁止向中国出口为中国市场特制的H20芯片，七月又同意在中国销售H20并抽取十五个百分点分成，十二月进一步宣布允许向中国“经批准的客户”销售性能显著更强的H200，同时将美国政府分成提高到二十五个百分点，特朗普政府的考量主要基于经济因素，他们认为向海外推广美国技术能够增强国家实力。《华尔街日报》和英国广播公司BBC在最新文章中均指出，H200性能远超H20，却仍落后于英伟达最新一代Blackwell芯片以及即将推出的Rubin架构，美方刻意将H200定位在“可出口但非尖端”的档位，而继续限制Blackwell。美国政府试图通过代际切割，维持一段时间的技术领先，同时为白宫争取一笔可以向国内选民展示的“创收”成果。

据路透社报道，在12月3日的会面中，特朗普曾公开称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Jensen Huang）为“聪明人”。当被追问是否已向黄仁勋明确说明自己对出口管制、以及英伟达可向中国提供哪些类型芯片的立场时，特朗普仅回应称：“他知道。”

2024年7月25日，在新加坡可持续金属云（SMC）可持续人工智能工厂的媒体参观活动中，展出了搭载NVIDIA H100 GPU的HGX芯片。图源：路透社/Caroline Chia

这套安排的关键并不是单一许可，而是一整套流程与话语的重组。据《华尔街日报》披露，为规避美国宪法对出口税的限制，白宫团队设计了经由美国本土的流转路径，拟将费用包装为类似“关税”的征收形式，并要求所有面向中国的H200在离开美国前接受特殊安全审查。12月8日美国司法部在公布“守门人行动”案件时将H100和H200描述为“人工智能优势的基石”，几小时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放行H200，这种前后并置本身就说明了特朗普政府在国家安全与财政收益之间的权衡方式。特朗普政府在形式上新增安全审查程序并反复使用“确保国家安全”的表述，但这些安排并未改变政策指向，即为H200重新进入中国市场建立一套可操作的合规路径，使原先受限的出口在制度层面获得正当化通道。

图源：真实社交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技术与创新高级研究员、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里世界之家主任迈克尔·C·霍洛维茨（Michael C. Horowitz）指出，在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不再将中国全面定位为美国战略竞争对手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批准向中国出售H200芯片，进一步显示美国正对其最关键的地缘政治对手采取更为温和的态度。霍洛维茨强调，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对华强硬路线曾在拜登政府时期被系统化，美国通过维持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上的优势、强化“四方安全对话”等外交安排以及推进防范台湾及其他地区潜在危机的军事能力来塑造地区力量格局。但当前这些长期积累的战略路径正被搁置。本次关于H200的决定不仅意味着美国对华科技政策的重大调整，也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内部围绕如何界定中国地位的争论中，主张降低战略紧张度的一方正在占据主导位置。

（2）以有限放行换取技术领先的政策安排

推动这次转向的首要动力来自美国国内以英伟达为代表的科技巨头及其围绕规模效应构建的产业逻辑。黄仁勋在今年以来的智库活动和媒体采访中多次强调，中国市场体量巨大，若完全退出，将损失每季度二十亿至五十亿美元的潜在出货，并削弱公司通过高利润和大规模投资推进下一代技术的能力。《华尔街日报》披露，英伟达最新财报显示其毛利率超过百分之七十，年度销售额高达数百亿美元，高端人工智能芯片是利润中心。今年8月，英伟达首席财务官科莱特·克雷斯（Colette Kress）在公开场合表示，如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和，英伟达每个季度向中国市场出货的芯片规模可能达到20亿至50亿美元；若客户订单进一步增加，这一出货规模仍有上行空间。特朗普宣布放行H200之前一周，黄仁勋刚在华盛顿与特朗普举行会面，随后英伟达股价在盘后交易中立刻上涨。对英伟达而言，这一决定意味着重新打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市场，带来数十亿美元级别的增量收入。《经济学人》在今年7月的分析文章中便指出，对于一位将标普500指数视为个人支持率指标的总统来说，英伟达的影响力或许是其他公司所不具备的。

特朗普政府在公开叙事中将这一选择包装为“让美国技术在全球扩张以增强国家实力”。根据《卫报》和BBC的报道，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声明中声称，美国将在“保护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允许向中国和其他国家合格客户交付H200，并从中取得四分之一收益。他同时表示，类似安排也将适用于超威半导体和英特尔。白宫内部部分官员和顾问，例如白宫人工智能沙皇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以及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支持这一构想。他们认为，中国本土芯片技术的进步速度超出预期，与其完全切断出口推动对方全力投入国产替代，不如通过有条件开放，把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尽可能留在美国技术栈之内，通过生态锁定形成一种“受控依赖”。这一思路将出口本身视作延缓国产芯片崛起的工具，而不是单纯的风险源。

注：美国数据来自Institute for Progress；中国数据为预估值，是基于总处理性能换算成的 B300等效值。

数据来源：Institute for Progress

美国政府对中美制造能力差距的评估也被纳入这套经济算计。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分析师在今年9月的一份报告中估计，若用中芯国际(SMIC)的工艺制造华为的先进910C芯片，每100枚生产出的芯片中可能有多达95枚无法使用。进步研究所最新的报告中指出，今年美国可与英伟达顶级B300媲美的芯片产量将是中国产量的近25倍。预计到明年，这一差距将扩大到约40倍。据联邦储备系统（Federal Reserve）发布的研究说明引用Tony Blair Institute for Global Change、Omdia和Epoch AI等数据集的估算，截至2025年中期，美国在全球高端AI计算能力中占比约74%，中国约14%，欧盟约4.8%。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前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分析师、现就职于英伟达的杰克·马勒里（Jack Mallery）在最近几周与美国政府官员、国会工作人员及多家智库沟通时指出，外界对中国高性能芯片产量的评估可能被系统性低估。报道提到，马勒里的判断在部分情况下与美国政府内部数据并不完全一致，其论证主要基于公开的行业测算和市场信息，用以提醒政策界重新审视对中国产能的既有假设。

据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副部长杰弗里·凯斯勒（Jeffrey Kessler）在今年6月12日的国会听证会上公开表示，特朗普政府估计华为在2025年最多只能生产约20万枚昇腾系列人工智能芯片，产量规模明显低于全球领先水平，并主要供应中国本土需求。据路透社援引两位知情人士报道，英伟达已告知中国客户，受订单超出当前产能影响，公司正评估提升H200芯片产能；英伟达同时向路透社表示，正在对供应链进行统筹管理，以确保对中国获批客户的H200供货不会挤占美国客户的需求。

在这一思路下，美国政府试图在封锁最先进芯片的同时，一方面借此削弱华为等企业在本土市场的收益与规模优势，另一方面将中国大型模型运行在美国硬件之上，从而在美国产业层面继续掌握部分议价权和信息优势。在这一逻辑下，H200出口被赋予双重政策功能，一端回应英伟达等企业对市场与规模的诉求，另一端通过延续中国高端算力对美国硬件的可得性，延缓其完全转入本土供应链的时间表。普伦咨询公司（Eurasia Group）政治分析师薄正元（Bo Zhiyuan）指出，从长期看，中国并不会因阶段性的政策宽松而改变既定方向，仍将持续把战略重心放在获取自主可控的先进芯片制造能力上，而外部环境的变化只会影响节奏，而非目标本身。

（3）安全与领导力风险在美国内部的集中显现

在国家安全与技术领导力的框架下，许多美国决策者和研究机构将H200放行视为把关键优势拱手让出的危险尝试。美国司法部在“守门人行动”案中披露，休斯顿商人许浩（Alan Hao Hsu）承认走私价值超过一点六亿美元的H100和H200芯片，检方在声明中强调，这类芯片可以处理海量数据，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大型语言模型发展，也可显著提升军事用途的人工智能系统。这一案件本意是展示现行出口管制的严厉程度，却在客观上凸显了相关硬件对军民两用能力的核心意义。

围绕H200算力水平和可扩展性的技术评估，加剧了美国政策圈内对其潜在战略影响的担忧。无党派智库进步研究所12月7日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H200整体性能约为此前获准对华出口的H20芯片的近六倍。报告认为，一旦允许大规模出口，中国人工智能实验室将能够以更高成本构建性能接近美国顶级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的系统，从而显著提升其前沿模型训练与推理能力。该机构测算，在不向中国出口此类芯片的情形下，到2026年美国在人工智能计算能力上的优势可达21至49倍；而若H200不受限制出口，这一优势可能被压缩至1.2至6.7倍。此外，报告指出，中国本土芯片制造能力短期内难以满足国内需求，华为等企业即便在2027年前后实现性能接近H200的产品量产，其规模仍将明显受限。因此，美国芯片的进入更可能直接增加中国整体算力总量，而非替代国产供给。在供应链层面，H200与Blackwell芯片共享高带宽内存和先进封装等关键资源，向中国分配Hopper产能也可能挤占美国及其盟友对下一代芯片的获取空间，从而进一步削弱美国维持算力领先的结构性基础。

目前尚不清楚Meta是否会使用谷歌的芯片来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或进行推理（推理所需的计算能力较低）。图源：john g mabanglo/epa/shutterstock

美国国内算力供需的紧绷也放大了反对声音。《华尔街日报》评论指出，美国人工智能开发者面临的最大约束已经从算法转向算力，OpenAI与超威半导体签署芯片采购协议，Meta则寻求从谷歌购买芯片，恰恰说明美国本土企业愿意使用几乎任何可获得的高端芯片。美国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联合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等在致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的信中指出，特朗普政府允许向中国出口英伟达H200芯片的决定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风险”，并提出这样的出口安排可能使美国初创公司、研究实验室和高校在获取高端算力时处于更不利的位置。

美国国内对出口管制架构“连锁塌方”的担忧，同样延伸到了H200。拜登政府在2024年底推出的一系列出口管制措施中，将高带宽内存（HBM）等关键技术组件纳入控制参数，作为划定能否出口高性能AI芯片和相关硬件的技术阈值。这些规则旨在利用HBM等难以获取的关键部件作为出口控制屏障，以限制对华AI算力能力的提升。特朗普允许英伟达搭载高带宽内存（HBM）的H200芯片进入对华出口许可范围，意味着此前以内存带宽和HBM作为关键参数设定的技术管制边界，在实际执行中被行政许可所突破。原本作为拦截大规模集群训练能力的核心技术阈值，由于H200被放行而不再构成绝对限制，美国出口管制由以技术指标为主的自动划线，转向更依赖个案审批与政策裁量的管理方式。美国众议院两党中国事务特别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John Moolenaar）认为，允许向中国出售H200芯片削弱了此前出口管制形成的战略优势。他指出，人工智能竞争的关键不在于单颗芯片的名义性能，而在于可获得的总体计算能力；在此背景下，向中国开放高性能芯片供应，可能抵消特朗普第一任期出口管制在限制中国算力扩张方面的实际效果，并带来新的安全风险。

二、H200 出口引发的美国国内政策分歧

围绕H200放行以及美国芯片对外出口问题，美国国内逐渐形成国家安全、产业利益与交易主义三种彼此牵制的政策取向。这种分裂并非单纯的意见分歧，而是反映了美国在国家安全、技术优势与短期经济收益之间尚未形成稳定权衡机制，从而构成理解特朗普相关决策及其高度不确定性的关键政治背景。

（1）国家安全派

国会中持国家安全立场的议员普遍认为，允许向中国出口H200芯片将直接改变中美在人工智能算力上的相对态势，对美国维持技术代际优势构成实质性冲击。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沃伦在参议院发言时指责特朗普“出卖美国国家安全”，并要求黄仁勋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到国会作证，解释为何在司法部刚刚宣布打击芯片走私网络之后，又放松对同类产品的正式出口。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克里斯·库恩斯（Chris Coons）、珍妮·沙欣（Jeanne Shaheen）等多名民主党议员联名呼吁撤回决定，参议院东亚小组委员会共和党主席皮特·里基茨（Pete Ricketts）与民主党参议员库恩斯共同提出《安全芯片法案》（SAFE CHIPS Act），要求在三十个月内拒绝向中国发放先进芯片许可证，将H200和Blackwell一并纳入禁止范围。

英伟达今年以来一直试图消除国家安全鹰派人士的担忧，以重振其在中国的业务。图源：Justin Sullivan/Getty Images

11月初，一个由两党参议员组成的小组提出了《保障国家人工智能获取与创新法案》（GAIN AI法案）。众议院也提出了一项配套法案，同样由两党共同发起。除了这些独立法案外，GAIN AI法案还被纳入了10月初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NDAA）的参议院版本（但未纳入众议院版本），该法案在2026年度国防法案中被剔除，最终未能通过。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和首席民主党成员克里希纳穆尔蒂（Raja Krishnamoorthi）则强调，H200的处理能力和内存带宽显著高于中国最先进芯片，一旦大量流入，将直接增强对方军事和监控能力，并可能加速对英伟达技术的逆向工程。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的白宫首席战略顾问，也是MAGA阵营的重要人物。他此前公开抨击这项决定，称特朗普“受到了错误的建议”，并指责共和党内部在关键问题上集体失声。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布莱恩·马斯特（Brian Mast）近日提出一项名为《人工智能监管法案》（AI Overwatch Act）的议案，该法案要求向国会通报向敌对国家出售人工智能芯片的情况。根据法案草案，任何性能等于或高于英伟达H2O处理器的产品都将受到监管。这项措施已获得美国众议院中国事务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以及其他共和党众议员比尔·惠曾加（Bill Huizenga）和达林·拉胡德（Darin LaHood）的支持。

（2）产业利益派

美国政策与学界的部分人士则从更长时间尺度审视这次“交易”。在美国政策圈、学界和科技行业中具有较高影响力的ChinaTalk最新播客节目中，节目主理人、ChinaTalk 播客创始人兼主持人乔丹·施耐德（Jordan Schneider）与美国知名国家安全专家德米特里·阿尔佩罗维奇（Dmitri Alperovitch）就特朗普政府允许英伟达出口H200芯片展开对话。阿尔佩罗维奇现任西尔维拉多政策加速器（Silverado Policy Accelerator）联合创始人兼主席，同时也是CrowdStrike网络安全公司联合创始人、前首席技术官。他直言，这一决定是一次严重的战略误判：在人工智能算力已成为军事、情报和经济竞争核心资源的背景下，向中国出售高性能算力硬件，等同于在关键领域直接增强主要战略对手的能力，不仅削弱美国在前沿人工智能上的领先优势，也忽视了全球芯片供应本就紧张的现实。

他尤其质疑“让中国依赖美国技术栈”的逻辑，认为这种依赖并不稳固，反而可能加速中国加大对国产芯片和自主生态的投入。施耐德则从政策与政治层面补充指出，这一决定在国家安全逻辑上前后矛盾：一方面美国不断强调人工智能在未来军事与地缘竞争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却在缺乏明确对等回报的情况下放行关键算力硬件出口。他认为，这不仅可能在中长期削弱美国在人工智能竞赛中的优势，也会在高度政治化的国内环境中引发反弹，一旦中国借此取得突破，美国政府将难以回避由此带来的政治责任。前白宫与商务部官员赛义夫·汗（Saif Khan）也在进步研究所的分析中指出，不受严格限制地使用H200，将使中国云服务商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超大规模服务商竞争。

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图源：安德鲁·哈尼克/盖蒂图片社

与之相对，一部分共和党议员和产业派评论者对这项政策持审慎态度。参议员迈克·朗兹（Mike Rounds）公开表示，总统的决定“很可能是最佳方案”，因为美国既没有开放最先进的Blackwell，又能通过旧一代产品掌握人工智能发展的节奏。曾任特朗普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也为放宽出口限制辩护，称其曾协助英伟达向华盛顿方面传递相关立场。他指出，尽管美国国内市场规模庞大，但不足以消化英伟达及其竞争对手不断增长的芯片产能；在这一背景下，保留对外市场、尤其是关键海外市场，被视为维持美国芯片企业规模优势、研发投入能力和技术领先地位的重要条件。参议员比尔·哈格蒂（Bill Hagerty）、乔什·霍利（Josh Hawley）和约翰·科宁（John Cornyn）则强调，需要更多了解政府掌握的情报和配套“安全预防措施”，但也承认必须在保持美国产业竞争力与限制对华技术输出之间寻找平衡。科技评论人本·汤普森（Ben Thompson）在分析中延续一贯立场，主张在严格卡住高端制造设备的前提下，对芯片产品出口保持较大弹性，理由是完全切断供应会迫使中国更快打造与美国分离的技术体系。

（3）交易主义派

特朗普及相关企业阵营正尝试通过重塑政策叙事框架，为出口调整提供正当性基础，弱化其在国家安全层面的争议性。特朗普反复强调，美国企业已经在部署更先进的Blackwell和面向未来的Rubin，美国客户仍将享受一个以上代际的领先，H200只是让中国在落后一档的赛道上“跟跑”。白宫发言人库什·德赛（Kush Desai）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政府的目标是在巩固美国在关键科技领域长期领先地位的同时，确保相关决策不削弱国家安全利益。

英伟达在回应国会质疑时声明，对华H200销售在整体出货中的比重有限，并将全部接受商务部审核，这种安排既能支持美国高薪就业和制造业，又能让全球非军事用户继续选择美国技术栈。公司还回顾了H20被叫停后“数十亿美元订单流向外国竞争对手”的经验，认为过度限制只会帮助其他国家的芯片公司填补缺口。黄仁勋在公开场合强调，人工智能并非核武器，而是各国都应掌握的基础技术，出口受控芯片可以在经济收益和国家安全之间达到“深思熟虑的平衡”。

美国智库认为美国及其盟友目前在计算能力方面对中国拥有巨大优势，比例约为13比1。向中国大量出售芯片可能会彻底改变这种局面。图源：进步研究所

综合《金融时报》的报道，黄仁勋近年来显著加强了在美国政府的直接游说力度，并最终推动白宫允许向中国市场出口H200芯片。与以往依赖行业协会不同，英伟达绕过传统游说渠道，迅速组建内部团队，由首席法律官、知识产权律师蒂姆·泰特（Tim Tate）主导，并吸纳曾为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工作的共和党游说人士，显著扩大在国会山和行政部门的影响力。在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的牵线下，黄仁勋多次与特朗普私下会面，并通过承诺扩大美国本土投资、参与总统外交行程及公开支持政府人工智能议程，逐步赢得特朗普信任。黄仁勋的核心观点是，过度限制芯片出口只会加速华为等中国本土厂商崛起、削弱美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这一持续而高度个人化的游说努力，最终促成了白宫在MAGA阵营内部存在反对声的情况下，仍由特朗普拍板为英伟达放行对华出口H200芯片。

图源：真实社交

Stratechery 创始人、本次争论中少数明确支持放行H200的分析师本·汤普森（Ben Thompson）认为，此举并非对中国让步，而是对拜登时期出口管制框架的一次必要校正。他指出，拜登政府最初以内存带宽和HBM为核心技术阈值，精准锁定大模型训练能力，但在华为技术追赶显著加速的背景下，这种“极限封控”既未能阻止中国形成可用的训练系统，反而压缩了英伟达的市场空间，并加速中国在生态层面全面脱离美国技术体系。在汤普森看来，允许出口H200、同时继续封锁更新一代Blackwell芯片，实质上恢复了美国长期采用的“代际领先”与“滑动比例”出口原则：中国可以继续参与技术赛道，但必须落后一到两代。这种做法既能维持约18个月的技术领先，又能通过硬件供给将中国的 AI 开发生态尽可能留在美国体系之内，从而在竞争中保留筹码，而非把对手彻底推向自主替代。基于这一判断，他认为H200解禁不是战略退却，而是一种以产业与生态优势反向施压的理性调整。

综合这些立场，可以看到，特朗普放行H200的政治考量植根于一个高度分裂的国内环境。一方面，他在与产业巨头的密切互动和“为政府赚钱”的竞选叙事中，通过分成机制和就业承诺为这项决定提供正当性。另一方面，国会跨党派的国家安全派和多家智库持续施压，试图通过立法把更严格的限制写入法律，将白宫的灵活空间压缩到最小。围绕这项政策的政治共识却远未形成，这使得H200甚至更高等级芯片出口问题很可能成为未来数年美国科技与对华政策反复拉扯的焦点。

值得注意的是，彭博社12月13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援引白宫人工智能主管萨克斯的话称，中国已经摸清了美国允许其购买英伟达H200芯片的策略，并拒绝了这款人工智能芯片，转而选择国产半导体。萨克斯表示：“他们拒绝了我们的芯片。显然他们不想要，我认为原因在于他们想要实现半导体自主。”据新加坡《商业时报》报道，阿里巴巴和字节跳动等中国大型企业此前已与英伟达取得联系，商讨购买H200 显卡的相关事宜。据知情人士透露称，这两家公司目前都在考虑进行大规模订购。

中国全国网安标委11月7日发布《大模型一体机产品安全基本要求（征求意见稿）》和《人工智能加速芯片安全功能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两项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分别明确了大模型一体机的安全建设与评估要求，以及人工智能加速芯片在研发与应用环节的技术规范。12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有关美国允许英伟达向中国“经批准的客户”出售H200人工智能芯片的报道表示，中方一贯主张中美通过合作实现互利共赢。12月10日，针对《金融时报》有关中方可能限制获取H200芯片的提问，郭嘉昆回应称已就相关问题作出说明，具体情况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询问。与此同时，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表示，科技和经济领域合作符合中美共同利益，呼吁双方采取切实行动，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产业层面，据彭博社报道，中国国产GPU厂商Moore Threads Technology Co.推出新一代芯片，旨在降低人工智能开发者对英伟达硬件的依赖；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张建中（曾任英伟达高管）表示，新产品将显著提升计算性能，满足中国开发者需求，减少对国外先进产品的等待，而公司此前也完成了近年来较为成功的一次中国公开募股（IPO）。

三、“大交易”背后的持续辩论，特朗普的科技政策将向何方？

（1）黄仁勋：美国如何持续领先？

据《金融时报》披露，今年2月的一次意外来电，成为黄仁勋走入美国政治权力核心的标志性时刻。原本准备忽略陌生号码的他，在家中接到了特朗普亲自打来的电话，两人随即进行了一次长达45分钟的交谈。对一位长期活跃于技术圈、却并非华盛顿常客的科技企业家而言，这通电话开启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关系。

图源：时代杂志

黄仁勋既被《金融时报》《时代》杂志评为年度人物，又深度参与塑造美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全球布局。9月26日，他在英伟达总部接受双周开源对话栏目 BG2 访谈，与 Altimeter Capital 创始人布拉德·格斯特纳（Brad Gerstner）及合伙人克拉克·唐（Clark Tang）探讨人工智能的产业生态与技术演进；12月3日，他又在华盛顿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与该机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哈姆雷（John J. Hamre）博士进行炉边谈话，系统阐述美国在人工智能时代保持领导地位的路径。将这两场谈话结合起来考察，更有助于理解黄仁勋如何从产业实践、技术竞争与国家层面的长期博弈出发，构建其关于美国持续领先优势的判断与政策主张。

黄仁勋提到，美国的人工智能领导地位取决于把技术优势转换为可持续的规模优势，评价指标应从“模型强不强”迁移到“能不能大规模部署并持续迭代”。他在访谈中给出的“五层堆栈”把竞争拆成能源、芯片、基础设施、模型、应用五条链路。堆栈视角的价值在于，它迫使政策讨论回到产能与组织能力，任何一层掉速都会把上层优势变成孤岛。黄仁勋刻意淡化“明星模型叙事”，指出ChatGPT、Claude、Gemini、Grok只是全球约150万个模型中的极少数，模型竞争本质是百万量级、多行业模型生态的竞争。美国即便在前沿模型上领先约六个月，也不足以抵消能源、基建与应用部署的迟滞。一旦部署慢于对手，反馈数据、工程经验与人才流动会在对手一侧沉淀，领先会被消耗成短期窗口。

他认为，电力供给与建设周期是美国人工智能扩张的硬约束，约束不解除，芯片领先只能在局部兑现。黄仁勋把能源放在第一层，并用对比强化紧迫性，中国能源总量约为美国两倍，美国“目前占比50%”。他在访谈中进一步引用OpenAI致美国政府公开信数据，2024年中国新增电力装机429吉瓦，美国51吉瓦，中国增量超过美国全网容量三分之一，且占全球增量过半。电力缺口会同步卡住三类“工厂”，芯片工厂、超级计算机工厂、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黄仁勋把数据中心称为“人工智能工厂”，实质是把算力当作工业产出。基础设施层同样存在时间差，他给出的尺度是美国建设一座数据中心并完成部署约需三年，而中国具备极快的建设效率。时间差意味着单位时间内可上线的算力不同，进一步意味着应用落地速度不同。竞争不会等美国把审批、土地、电网慢慢理顺，先部署的一方会更快进入应用、反馈到再投资的循环。

在他看来，美国在芯片技术上领先并不自动等于产业竞争力领先，成本与制造环境会重新定价技术优势。黄仁勋承认美国在芯片层“领先好几代”，同时强调“不要自满”，半导体核心是制造过程，低估中国制造能力属于误判。他提到了成本端细节，中国对芯片企业能源成本“优惠50%”，叠加配套支持，美国能源成本本就更高，最终可能形成4到8倍成本差距。技术领先若无法在可接受成本下大规模交付，会被迫让出价格敏感市场与中端应用场景，长期后果是生态转移。黄仁勋用“重达两吨、150万个零部件、功耗20万瓦、售价300万美元”的数据说明数据中心级GPU的产业属性，它不是消费电子，而是重工业式系统工程。系统越复杂，越依赖稳定电力、熟练装配与供应链协同，芯片本身的领先只是起点，不是终点。

图源：Barry Falls

黄仁勋认为，如果在全球第二大人工智能市场缺席，会削弱美国技术扩散能力，使对手获得标准塑造权。黄仁勋在CSIS对谈中直言英伟达已成“被双方都限制进入中国市场的公司”，现实效果是“根本没在中国竞争”。他否定“失去中国可以在别处补回来”的判断，强调中国市场不可替代。他给出经验反证，美国缺席并未让中国人工智能停摆，中国半导体产业仍以“每年翻番”的速度扩张，而西方半导体产业年增长常见区间为20%到30%。更重要的是扩散策略，他以华为5G为例指出，先发进入市场会沉淀生态、关系与标准，并外溢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工智能领域同样可能出现“人工智能一带一路”式扩散。市场不是单纯的销售地点，也是训练工程队伍与塑造产业默认选型的场域。缺席意味着丧失现场数据、客户需求与工程人才的直接循环，长期更可能让美国从规则制定者滑向规则接受者。

在黄仁勋看来，确保领导地位需要把国家安全从“限制对手”扩展为“增强自身循环”，核心是技术扩散、产业繁荣与军事实力的联动。在对话中，哈姆雷把国家安全区分为传统军事层面与经济活力层面，黄仁勋顺势提出三步逻辑：保护敏感技术、优先保障美国企业获取最佳技术、随后推动美国技术标准在全球竞争中扩散，通过研发回报的良性循环巩固产业领先，产业领先支撑财政能力与军力投入。他明确反对把人工智能简化成“芯片出口管制”，认为这可能“自断臂膀”，放弃关键市场。他认为必要时应果断介入，优先纠正能源供给错误并推动再工业化。他用亚利桑那州台积电（TSMC）工厂的现实细节说明再工业化的本质是人才、供应链与长期投入，而不是口号式回流。

黄仁勋认为人工智能竞争的边界由功率与资本开支共同划定，美国必须把“算力需求的指数增长”转化为可控的供给扩张。在与格斯特纳的对谈中，黄仁勋给出三条扩展定律，预训练、后训练、推理，并强调“思考型推理”改变了推理计算的量级，使算力需求同时受到用户规模增长与单次使用计算增长的双重拉动。他提出“瓦数就是未来的营收”，把电力视为产能单位。他提到，当前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年规模约4000亿美元，仍有4到5倍增长空间。这套逻辑把人工智能从软件叙事拉回到工业叙事：土地、电力、冷却、融资、供应链交付决定产能，模型改进只是提高单位功率产出。对美国而言，确保领导地位不止是支持研发，更是建立能持续扩张的“电力—算力—应用—回报”循环，任何一环断裂都会让领先失去复利。

黄仁勋的两场访谈共同指向同一条路径，美国要赢，不靠单点封锁，也不靠一时领先，而靠能源扩张、建设提速、市场参与、生态扩散与产业政策的协同执行。他的视阈里，美国的任务不是证明自己“更强”，而是让领先变成规模化部署的事实，让技术标准继续通过开放竞争外溢，让产业繁荣持续反哺国家安全。只要把这条循环稳住，领先才会从六个月窗口变成长期优势。

（2）参议院听证会：如何维持美国人工智能领导地位？

2025年12月2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下设东亚、太平洋和国际网络安全政策小组委员会举行题为“应对中国对美国人工智能领导地位的挑战”的听证会，邀请了四位在人工智能、国家安全与对华政策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专家作证：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瓦德瓦尼人工智能中心高级顾问格雷戈里·C·艾伦（Gregory C. Allen）、Anthropic 国家安全负责人、胡佛研究所杰出访问研究员塔伦·查布拉（Tarun Chhabra）、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学院教授、美国企业研究所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克里斯·米勒（Chris Miller）以及帕米尔咨询公司首席情报官詹姆斯·穆尔韦农（James Mulvenon）。

四人的观点共同勾勒出美国国内关于人工智能竞争的一套政策光谱，分别从产业与供应链、国家安全与出口管制、算力与电力等角度出发，指向不同的风险判断与政策侧重。把他们放在同一组讨论框架中，也便于与以黄仁勋为代表的产业界表述相互对照，从而更清楚地把握当下美国科技政策在目标取舍与工具选择上的真实走向。

特朗普表示，他将阻止中国获得英伟达最好的芯片。图源：Alex Wong/Getty Images

查布拉在证词中，将中美人工智能竞争的关键判断明确锚定在一个高度具体的技术变量上，即先进算力及其制造能力的可控性。他认为，中国在能源供给、工程人才规模以及工业动员能力方面具备长期优势，这些条件决定了中国一旦突破算力瓶颈，追赶速度将极快；但在现阶段，中国在高端人工智能芯片和关键半导体制造设备上仍高度依赖外部体系。这一依赖并非边缘性问题，而是中国能否持续推进前沿模型训练和大规模部署的现实约束。在查布拉看来，这一差距构成了美国在人工智能竞争中少数仍然握在手中的实质性政策工具，而不是抽象的制度或价值优势。

基于这一判断，查布拉将中美人工智能竞争拆分为前沿模型能力的演进、技术体系的全球扩散，以及人工智能在经济与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实际落地三条并行轨道。他警告称，即便美国在模型研发层面保持领先，只要高端算力通过芯片出口、制造设备转移或云计算与模型接口的远程使用持续外溢，这种领先就难以在时间上转化为稳定优势。因此，他主张将政策重心持续放在算力供给链的关键节点上，包括高端芯片、制造设备以及相关服务环节，并认为任何放松都会在客观上缩短中国完成技术跨越所需的周期。对他而言，这场竞争不仅涉及产业收益或军事实力，还关系到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内的使用方式与治理路径由谁来主导，而这正是他呼吁国会采取更具持续性和一致性的政策立场的根本出发点。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瓦德瓦尼人工智能中心高级顾问格雷戈里·C·艾伦（Gregory C. Allen）。图源：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

艾伦在证词中的核心判断集中于一点，即美国在人工智能竞争中的决定性优势并不来自模型叙事或单点技术突破，而来自对先进算力供给能力的长期占优。他通过资本投入规模的对比强调了这一点。阿波罗计划在十三年间的总投入，按当前价值计算约为三千多亿美元，而预计到2026年，仅五家美国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相关基础设施上的资本支出就将超过这一数字，高盛的估算显示相关投资已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约百分之一。在他看来，这种由私营部门主导、持续累积的资本密集型投入，最终沉淀为数据中心和高端芯片集群的规模优势，而谁能率先建成百万级芯片集群，往往就掌握了下一阶段技术演进的主动权。他据此认为，若没有出口管制，美国很可能已经在这一时间窗口上失去先手。

在进一步分析中，艾伦强调，出口管制并非一种简单的强弱工具，无法用单一案例来判断成效，而应被视为一种针对技术复杂度和替代难度进行精细选择的政策手段。他指出，中国在太阳能、电动汽车等领域的快速进展，恰恰发生在未被严格限制的设备和技术环节；而在半导体制造设备等高度复杂、难以复制的领域，限制措施显著抬高了中国追赶的门槛。他同时承认，管制确实强化了中国推动本土替代的政治动机，但动机并不自动转化为能力，关键仍在于技术路径是否可行、时间成本是否可承受。因此，他反对将放松限制视为缓和竞争的手段，也反对将管制简单等同为加速对手进步的诱因。在他的判断中，美国政策的现实目标不是改变中国追求技术自主的方向，而是通过牢牢控制最先进节点，持续拉长中国实现这一目标所需付出的代价和时间。

米勒将美国在人工智能竞争中的优势与风险，拆解为算力、电力与人才三项可量化、可政策干预的要素。他认为，美国当前最稳固的优势仍然集中在计算能力上，这不仅体现在芯片性能，也体现在规模化部署能力和与台积电、韩国厂商构成的供应链体系。尽管外界对中国芯片进展的讨论不断，但从产量、良率与配套能力看，中国在未来数年内仍难以在先进节点上形成实质性追赶。大规模走私无法支撑成体系的数据中心建设，中国企业被迫将模型训练转移至海外本身就是算力受限的直接结果。正因为这一优势具有现实的、可持续的战略价值，米勒明确反对任何可能削弱美国算力领先的政策选择，尤其是大规模向中国开放高端芯片出口。在他看来，一旦中国在数量与性能上接近美国，不仅会改变双边竞争态势，还可能通过低价向第三国扩散，重塑全球技术生态，对美国构成长期不利影响。

与此同时，米勒对美国长期前景的担忧并不来自算力本身，而是来自支撑算力发挥效用的基础条件。他指出，美国在电力供给上的短板正在限制计算优势的转化速度，数据中心建设面临的审批、并网与地方阻力，使得算力难以迅速落地，而中国在电力扩张上的制度能力正在放大这一差距。更值得警惕的是人才结构的变化。美国仍然聚集了全球最顶尖的人工智能研究者，但这种优势高度依赖开放的人才流动环境。近年来，中国通过行政约束与激励手段提高本土留才比例，同时开始反向吸引海外工程师，美国在签证、移民和科研环境上的迟滞，正在削弱其长期吸引力。在米勒的分析中，人工智能领导地位并不取决于某一次技术突破，而取决于能否持续放大算力优势、缓解电力瓶颈、并重新巩固对全球顶尖人才的吸引力。如果其中任一环节受阻，算力优势本身也可能逐步被消耗，转化为难以维持的短期领先。

穆尔维农认为美国围绕人工智能与先进算力的产业和出口政策，不能建立在“技术脱钩不可避免”或“放任市场即可自保”的假设之上。他指出，中国在人工智能体系建设中，对高性能计算、数据中心和先进芯片的需求是长期、系统性的，而且在现实运行中，仍持续吸纳性能更优、能效更高的外部技术方案。无论在系统架构、算力效率还是生态成熟度上，美国产业链依然具备显著优势，这正是中国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弥补的关键短板。因此，认为对方不需要或无法持续获取美国技术，是对产业现实的误判，也会削弱政策制定的严肃性。

在政策层面，穆尔维农明确反对“通过开放出口让对方形成依赖”的思路。他认为，指望对手长期依附于美国技术体系并不符合历史经验，也不符合其政策目标。过往多个产业的教训表明，一旦形成足够的市场规模和政策动员能力，中国会系统性推动本土替代，并在成熟后反向挤压原有供应方的全球空间。基于这一判断，他主张美国应将重点放在执行既有出口管制、强化盟友协同和推进本土产业能力建设上，确保先进算力、关键制造环节和整体技术体系继续由美国及其伙伴主导。只有在全球范围内维持技术与产业生态的可持续优势，美国才能在人工智能竞争中保持长期主动，而不是被动应对对方的追赶节奏。

结语

将此次放开H200出口、黄仁勋围绕美国人工智能领导力的公开表态，以及同期国会多场听证会放在同一框架下，可以更清晰地理解特朗普政府科技政策的调整逻辑。这一变化并非简单的松绑或转向产业优先，而是在不同政策目标之间进行权衡后的结果。国会与安全界证人持续强调先进算力和制造设备仍是美国少数能够长期制约中国的关键优势，主张以出口管制延缓对手追赶；产业界则指出，人工智能竞争已演变为涵盖能源供给、资本投入、应用扩散和产业回报的系统性竞赛，过度依赖封堵手段可能削弱美国自身的规模优势与技术迭代能力。特朗普允许有限出口H200，同时继续封锁更新一代芯片，反映的正是这种折中思路：在不放弃代际领先的前提下，保留对全球算力与市场流向的影响力，并将部分产业收益直接纳入国家层面。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放松对华竞争立场，而是试图将出口管制、产业扩张和再工业化目标重新组合，使人工智能既服务于国家安全叙事，也支撑国内投资、能源建设和技术应用的持续循环。理解这一政策变化，关键不在于判断美国是否“软化”，而在于看到其科技政策正从单一的遏制逻辑，转向更强调控制节奏、维持主导权与内部资源整合的长期博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