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部看，进入2025年，西方主要国家都迎来了新一届政府，而且大都是在国内民粹主义思潮笼罩下选出来的右翼强势政府，这是罕见的现象。这意味着2025年的风险点和外部挑战会变得更加严峻。另一方面，国内经济虽然仍可保持接近5%的增速，但风险和通缩压力依然有增无减。就总量来看，这几年经济面临最大的挑战已从之前的供给端约束转变到了需求端约束。2018年中美贸易战之后，特别是受到疫情的巨大冲击，市场的预期出现了拐点，导致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需求出现明显收缩趋势，再加上房地产部门去化政策的持续影响，居民在居住支出、教育文化和娱乐支出，以及医疗健康等方面的支出至今仍远低于疫情前三年的趋势水平。投资需求方面，到目前为止，企业的设备投资和全社会的基建投资虽都已高于了2017-2019年的水平，但房地产投资却持续经历10%的负增长，比疫情前的投资规模缩小了至少40%。因此，提振需求是稳经济的当务之急则成了共识。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扩大政府支出和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在短期有助于扩大内需，但未必能明显改变转弱的预期。如能以改善预期为出发点来考虑政策，效果会有所不同。如果我们把提高物价总水平作为政策目标，不仅可以更好改善市场预期，而且最终也会刺激到总需求。今年9月以来出台的提振股市的重磅政策就是以改善预期作为出发点的，这个尝试值得肯定。【查看全文】而那些扩大内需的政策虽然对于防止物价进一步下滑也许是有帮助的，但是，由于供给和产能在过去十多年来积累过大，特别是由于债务通缩的压力持续较久，要靠有效化债和扩大政府开支来扭转物价总水平过低的局面，其效果能否如愿，依然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同时也耗时过长。在这种情况下，也许需要换个思路，为什么不将2025年的货币政策的着力点放在提高物价总水平上呢？

今年以来的经济态势似乎已在提醒我们，经济稳增长的任务已经到了需要以通货膨胀作为“政策锚”的时候了。2025年不妨考虑以达到2%的通货膨胀作为宏观政策的“锚”，努力将CPI的增速在2025年提升到2%左右，PPI转正并保持一定幅度的增长。虽然以往我们也把消费物价指数3%左右的增长列入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但实际上宏观政策并没有盯住物价，甚至在一段时间还对通胀做了上限管理。宏观政策还是以生产端的GDP增速目标为核心，物价总水平始终达不到目标值。因此，在考虑2025年的宏观经济目标时，除了维持5%左右的GDP目标不变之外，更需要以2%的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最优先的盯住目标。 

实际上，很多国家处理经济收缩和萧条的做法也都是更关注通货膨胀目标，日本和美国尤其如此，一直把2%的目标作为央行货币政策的“锚”。尤其是在当前，实施扩大内需的政策如果不考虑可能对物价的影响，有可能走向加剧产能过剩和通缩的老路上，留下很大的后遗症，而盯住物价总水平的政策对提振国内总需求往往有更直接的效果，物价上升会更直观地改善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预期，从而能刺激到消费和投资的支出。通缩压力要得到缓解，最重要的是改善预期，找回货币政策的通胀锚这时候至关重要。

如果明年把2%的物价涨幅作为政策锚，那么，2025年的货币政策就需要围绕提高物价总水平来展开并可发挥更大作用，用好用足政策空间，做好通胀预期管理，应该承诺通胀不达到2%就不会收手。至于是否有必要推出中国版的量化宽松政策，允许央行在一级市场购买国债，扩大基础货币量，虽然不必作为禁区，但当前并没有这个必要，毕竟中国常规货币政策的可操作空间还比较大，传统政策工具依然可以发挥较大作用。

此外，对提升物价有利的财政政策也要调整支出方向，将财政支出的重点从支持生产和投资转移到支持家庭收入的转移支付上来。明年一季度之前，有必要尽快大幅度增加基层公务员、事业单位的工资，同时大幅度提高最低月（或小时）工资标准和津贴，从而显著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工资率。收入政策要加大力度，包括对基本养老金、退休金的发放标准也要更大幅度提高。对于一线产业工人，包括服务平台行业和零工经济中的就业人员，要实行同工同酬，要显著改善他们的待遇。最近几个月中央和国务院先后发布的关于扩大就业和提升产业工人收入的意见，更需要尽快制定政策加快落地执行。意见特别提到，要进一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允许产业工人的工资保持合理增长、要鼓励企业的工资集体协商。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要鼓励市场竞争领域的生产主体合理提高产出品和服务品的价格，政府市场监管和物价部门要对恶性竞争和降价行为加强严格管制，同时物价部门要做好对城市公用事业收费标准的调整工作，放松对消费性服务品价格的过度管制，能放开的尽量放开。我们要看到，多年来一些行业包括服务业受到的价格管制，不仅不利于这些部门的长期增长和结构升级，也不利于物价总水平的合理增长，反而为在物价与工资之间重新找回均衡造成了一定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