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希望看到乌克兰成功......弗拉基米尔·普京对和平的渴望是真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记者所说的这番话令身旁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时愕然。

尽管特朗普政府及部分媒体乐观宣称“20点计划”已取得“90%的共识”，但所谓剩余的10%恰好涉及顿巴斯地位、核电站归属及安全保障，是决定战争性质与未来秩序的主要分歧。当前摆在谈判桌上的核心方案试图通过模糊主权的商业逻辑来绕过政治死结。关于顿巴斯地区，美方提议建立“自由经济区”并实施非军事化，试图用经济利益置换主权争端；关于扎波罗热核电站，方案设计了“美乌俄三国共管”的合资企业模式，意图将这一战略资产从军事控制中剥离。然而，这种设计假设冲突的根源在于利益分配不均，而非排他性的主权与安全诉求。事实上，各方在该计划下的实际处境与需求都大相径庭：

莫斯科的立场并未因持续四年的战损而软化。尽管俄军近几个月推进速度已显著放缓，战争研究所数据显示，按当前进度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剩余“堡垒带”需至2027年8月，但普京政府对其战略目标仍保持着耐心，不仅要求实际掌控克里米亚及顿巴斯、扎波罗热等地区约12%的乌克兰领土，更坚持要求基辅在宪法层面确认这些“政治现实”，并写入国际协议。俄方判断，西方“援乌疲劳症”势必改变双方筹码。欧洲多国国防开支虽承诺提至GDP的5%，但实际到位率不足30%，美国国内对持续援乌的支持率已从2023年的58%降至2026年的41%。与此同时，俄罗斯通过粮食外交与能源转口贸易维持了基本的经济韧性，其对乌克兰“去军事化”与“去纳粹化”的核心诉求，显然不可能被简单的经济安排或商业激励所消解。俄罗斯塔斯社援引普京的话称：如果基辅当局不愿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俄罗斯将以军事手段完成其“特别军事行动”的全部目标。

乌克兰则深陷生存焦虑与政治合法性的双重困境。战场上，将近四年的战争已造成乌军超过12万人伤亡，适龄男性人口流失率达18%，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工业重镇的基础设施损毁率超60%，持续作战能力日益枯竭；政治上，国内民调显示，87%的民众渴望和平，但85%的人明确反对从顿巴斯撤军，任何形式的领土割让都可能引发大规模抗议，甚至动摇泽连斯基政府的合法性根基。乌方提出的“60天停火以举行全民公投”方案，表面上是寻求程序正义，实则是试图通过全民意志分担妥协的历史责任。但这一方案存在无法化解的悖论：目前顿巴斯地区约30万原居民中，近半数已流离失所，剩余人口多集中在俄方控制区，在缺乏国际监督、人身安全无法保障的情况下，公投的代表性和公正性极易受到质疑。基辅深度依赖美方安全保障，泽连斯基最初要求的50年安全承诺虽妥协为15年，但仍坚持了参考“北约第五条”的集体自卫标准，这种对外部力量的过度依赖，深刻反映出其对战后独立生存能力的自我怀疑。

特朗普政府在第二任期内对俄乌问题的处理，鲜明地体现了“美国优先”导向下的交易主义色彩。华盛顿的核心诉求并非维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或国际法尊严，而是尽快从这场消耗战中抽身。四年间，美国对乌军事援助已成为联邦财政赤字的重要拖累，特朗普政府急于将资源转向西半球的“唐罗主义”（Donroe Doctrine）以及国内移民、基建和就业政策。因此，美方极力推动将复杂的政治问题降维为战后重建、能源合作、矿产开发这样的经济问题，试图通过赋予俄罗斯部分“既成事实”的承认，换取普京在协议上签字。所谓“20点计划”中，关于乌克兰发展基金、天然气行业投资、稀土资源合资等条款占比达40%，暴露了该计划更像是一份围绕资产重新分配的商业协议，而非基于正义与主权原则的和平条约。

在这场决定欧洲安全边界的谈判中，欧洲实际上已沦为被动的配角。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在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会晤后发表社交媒体文章称，安全保障方面取得了进展。马克龙表示，所谓的“自愿联盟”成员国将于1月初在巴黎举行会议，最终确定各自的“具体贡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表示，“欧洲准备继续与乌克兰和我们的美国伙伴合作”，并补充说，拥有钢铁般的安全保障至关重要。英国首相斯塔默（Keir Starmer）的发言人表示，欧洲领导人“强调了强有力的安全保障的重要性，并重申了尽快结束这场野蛮战争的紧迫性”。尽管德国、法国等国承诺2026-2030年向乌克兰提供总计3000亿欧元的重建资金，并计划组建“多国安全保障部队”，但在当下，欧盟缺乏独立的安全决策架构和足够的军事投射能力，无法提供可信的替代方案。欧洲既恐惧美国单方面放弃乌克兰导致东部安全防线崩溃，又无力独自支撑乌克兰的长期战争。欧盟对乌能源供应依赖度仍达42%，对俄农产品进口的替代成本已推高内部通胀。因此，欧盟被迫接受美国主导的谈判节奏，其角色被限定为战后重建的买单者和安全保障的次级提供方，在核心议题上几乎没有话语权。

综上，各方虽然都回到了谈判桌前，但驱动力截然不同：俄罗斯求胜，乌克兰求存，美国求退，欧洲求稳。战略需求的云泥殊路注定了目前的“90%共识”极其脆弱，剩下的10%分歧足以让整个协议在执行阶段崩塌。

2007 年，西尔维・马休（Sylvie Mahieu）通过对北爱尔兰、利比里亚、波斯尼亚等多场内战的研究证明，停火不应被视为谈判的前提，而应是核心政治共识达成后的自然结果。特朗普政府这种急于求成的调停模式不仅无法带来持久和平，反而可能制造积重难返的地缘政治灾难。

马休在研究中明确指出，成功的停火必须建立在双方对核心政治问题达成初步框架协议的基础之上，否则停火只会成为冲突的“中场休息”，为下一轮更激烈的对抗创造条件。然而，“20点计划”恰恰是在领土主权、安全架构等核心问题悬而未决时，强行推动停火，完全违背了冲突解决的基本逻辑。

对俄罗斯而言，在未获得乌克兰“中立化”的宪法修正、领土主权的法律确认以及国际层面的刚性保障之前，任何停火安排都会被视为基辅及其西方支持者的缓兵之计。2015年《明斯克协议》签署后，乌克兰并未按俄方预期赋予顿巴斯地区“特殊地位”，反而持续推进军事整备。莫斯科也以此为教训为其2022年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做辩护。雪城大学莫伊尼汉全球事务研究所主任布莱恩·泰勒（Brian Taylor）直言不讳地指出：“特朗普的本能是偏袒普京和俄罗斯。乌克兰及其欧洲伙伴仍试图让特朗普正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普京对任何不等同于乌克兰投降的协议都毫无兴趣。”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Sergey Lavrov）在12月29日“无人机袭击普京官邸事件”后于Telegram上公开表示，鉴于基辅当局“彻底堕落并转向国家恐怖主义政策”，俄罗斯的谈判立场势将随之调整，这一表态进一步凸显了俄方对停火安排的不信任。

对乌克兰而言，在缺乏明确、可信且可执行的安全保障前提下接受停火，几乎等同于自断后路、坐以待毙。当前乌军在顿巴斯前线的防御高度依赖持续的弹药补给与情报支持，一旦进入停火期，这些支持出现间断，防线即存在快速崩溃的风险。泽连斯基提出“先停火60天、再举行全民公投”的方案，表面上试图通过暂停暴力为政治解决创造空间，但在现实缺乏互信的条件下，这60天极有可能被双方转化为战略调整窗口：俄军可借机巩固顿巴斯“堡垒带”防御体系，并补充无人机与电子战能力；乌军则可能加紧接收西方援助的F-16战机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一旦公投否决和平协议，冲突将以更高烈度重启，而双方对未来任何外交努力的信心也将随之崩塌，陷入恶性循环。泽连斯基对此表示：“乌克兰不会采取任何破坏外交努力的行动。相反，正是俄罗斯一再如此。现在，世界绝不能保持沉默，我们绝不能允许俄罗斯破坏通向持久和平的努力。”

利比里亚第一次内战的历史经验在此尤具警示意义。1990—1996年间，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在双方尚未形成政治共识的情况下，出于人道主义压力推动了多达12次停火。结果，每一次停火都演变为反叛组织的战略休整期。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领导的民族爱国阵线（NPFL）利用停火间隙走私钻石与木材以换取武器装备，使冲突烈度愈演愈烈，战争最终被拉长至7年，其死亡人数反而比无停火情形下高出约40%。若俄乌在核心分歧仍未解决的情况下贸然停火，极有可能重蹈这一覆辙，使本已筋疲力尽的冲突陷入更漫长、更昂贵的消耗。

捷克学者尼克・海内克（Nik Hynek）与奥利弗・里士满（Oliver P. Richmond）提出的“修正主义冲突管理”（RCM）概念精准概括了特朗普第二任期调停国际冲突的核心特征。他们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经行将就木，停滞不前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到空洞的过渡时期司法和人权机制不再是例外，而是系统性地向威权国际实践转变的标志，在这种实践中，和平被重新定义为强制性管理，而非基于权利的解决。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修正主义者已经学会劫持和平的语言和制度机制，同时剥离其自由民主的内容，将停火变成领土冻结，将调解变成寡头政治的交易。

与冷战后建立在自由主义价值观之上的和平构建不同，RCM模式强调自上而下的强制性、交易性与利益导向，将和平视为大国博弈的工具而非目标。在这一模式下，乌克兰的领土完整被简化为可交易的资产，国际法原则被大国权力政治所取代。美国不再扮演基于规则的秩序维护者，而是退化为促成交易的政治掮客。为了让俄罗斯接受停火，美方提议逐步解除对俄金融制裁，允许俄罗斯冻结的2100亿欧元资产部分解冻，甚至默许俄方在顿巴斯地区的“事实上的控制权”。这种做法存在巨大争议。设立模糊的“自由经济区”、推迟解决领土地位问题，实际上是在默许通过武力改变边界后，可通过谈判获得承认。这不仅是对乌克兰主权的直接侵蚀，更是对1945年以来形成的全球反侵略规范的冲击。《联合国宪章》中“禁止使用武力侵犯他国领土完整”的核心原则，在交易主义的逻辑下沦为可协商的条款。

有学者指出，这种模式已产生初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全球南方多个国家开始重新评估“领土不可侵犯”原则，部分与邻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国家（如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已加快军备建设，试图通过军事手段改变现状后再寻求谈判。它向世界传递了一个危险信号：只要冲突挑起方坚持足够久、付出足够成本，就能在谈判桌上获得战场上无法完全实现的政治承认。这种逻辑将鼓励更多潜在的冲突方放弃或轻视外交途径，转而诉诸武力，动摇全球安全体系的根基。

同时，RCM模式下的和平进程对冲突中的受害的无辜民众避而不谈。协议草案中关于战争中不当行为、被驱逐平民返乡、儿童返还等条款仅5%，且多为模糊表述。四年间乌克兰约1400万人流离失所，2600多个平民设施遭损毁，这些创伤并未被纳入谈判的核心考量。不彻底解决问题的停火会埋下仇恨的种子，让和平成为表面的平静。

2025年2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白宫，希望敲定乌克兰矿产交易协议，结果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万斯爆发口角，不欢而散，美乌关系一度紧张。图源：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这种过度承诺（Over-promising）制造了两个方面的风险。一方面，它可能诱使乌克兰接受痛苦的领土妥协。泽连斯基政府之所以在顿巴斯问题上表现出妥协意愿，很大程度上是寄望于美方的安全保障能填补领土让步后的安全真空。但美方提议的安全保障协议中并未明确军事回应的触发条件、欧洲国家的参与比例，以及美国国会的长期授权机制。特朗普政府的第二任期仅剩三年，未来政府是否会履行这一承诺存在极大不确定性。毕竟，特朗普的目标是调停成功而不是乌克兰成功，是尽快停火而不是永久停火。就在美乌元首会晤前数周，特朗普一直敦促乌克兰在圣诞节前停火，否则就威胁要切断乌克兰与美国情报机构的联系。另一方面，一旦未来冲突复发，例如俄罗斯通过混合战争、代理人行动等方式继续军事行动，美国若再次选择不直接干预，将导致其在全球同盟体系中的信誉彻底破产。北约成员国（尤其是中东欧国家）将质疑美国的承诺，可能引发恐慌，推动更多国家寻求核武器或区域军事集团，加剧欧洲的安全困境。

俄罗斯对这种“空头支票”式的安全保障有着清醒认知。克里姆林宫明确表示，“任何外国军队在乌克兰的长期部署都将被视为宣战行为”，那么美方承诺的安全保障在实践中几乎无法落实。而乌克兰若基于这种不可信的承诺做出领土让步，最终将陷入“既失领土，又无安全”的绝境，这种背叛感可能引发乌克兰内部的政治动荡，甚至催生极端民族主义势力，使俄方恐惧的“纳粹化”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让地区安全局势更加复杂。

展望2026年及更远的未来俄乌冲突的终结不取决于一纸仓促签署的协议，而取决于战争双方是否真正进入了马休所定义的“互损僵局”（Mutually Hurting Stalemate），以及国际社会能否构建一个新的、可持续的安全政治框架。当前的谈判僵局其实是后冷战时代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崩塌的集中体现，其走向将深刻影响全球秩序的剧变规律。

“互损僵局”的形成需满足三个条件：双方均无法通过军事手段实现核心目标；战争成本已超过潜在收益；继续战争的风险（如国内动荡、经济崩溃）远大于妥协风险。遗憾的是，到2026年初，现实情况并未完全满足上述条件——双方仍抱有通过自身努力扭转局面的幻想。

对俄罗斯而言，尽管已付出巨大伤亡、国家福利基金流动性资产不断下降的代价，但仍认为总体战争潜力占优：俄罗斯军工产能已大幅提升，坦克和火炮供应可满足持续作战需求；通过与中国、印度等国的贸易合作，俄罗斯已部分缓解西方制裁压力，2025年GDP增长高于预期。普京政府判断，随着欧洲能源转型的推进和特朗普重返白宫，外部压力已逐渐缓解，继续作战有望获得更多领土和政治让步。对乌克兰而言，放弃领土意味着国家认同的撕裂和政治合法性的丧失，泽连斯基政府宁愿维持中低烈度的消耗战，也不愿接受屈辱的和平。乌克兰军队规模几番扩员，且西方军事援助正逐步到位，让基辅抱有收复部分失地的期待。

在此背景下，俄乌冲突在新一年可能呈现两种路径：

其一，在外部强力施压下（如美国威胁切断军事援助、欧洲暂停能源供应），乌克兰被迫签署一份类似“明斯克协议3.0”的停火文件。协议可能冻结当前战线，设立顿巴斯“特区”，推迟领土归属问题的最终解决，并由俄罗斯、美国、欧盟共同监督停火。这将导致冲突冻结，乌克兰内部陷入政治分裂，东部地区可能出现长期动荡；俄罗斯则获得喘息机会，通过巩固占领区统治、扩充军备，为下一阶段的行动积蓄力量。这种结果不过是战争的延期，未来任何一方实力变化或外部环境调整，都可能引发冲突重启。

其二，谈判破裂，战争继续维持中低烈度状态。俄军将集中力量攻打顿巴斯剩余“堡垒带”，通过无人机袭扰和电子战压制，逐步消耗乌军有生力量；乌军则依托西方援助的先进装备，开展跨境打击和游击战，重点破坏俄军后勤补给线。这种状态可能持续1-2年，直到某一方的内部社会经济系统发生崩溃：俄罗斯可能因长期制裁导致电力短缺、民生恶化，引发国内不满；乌克兰则可能因人口流失、经济崩溃，丧失持续作战能力。这一路径虽然残酷，但可能是通向彻底解决的必经之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认为，通过谈判达成有效和平的希望已然渺茫，俄罗斯或将取得一场惨胜，最终结果很可能是冲突冻结，在一个实力增强的俄罗斯与受欧洲支持的残存乌克兰之间形成长期对峙，从而使欧洲大陆陷入持久的敌对、报复与高度军事化状态。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高级研究员本杰明·詹森（Benjamin Jensen）警告，特朗普式的“大交易”思维并不能换来俄乌之间的长期和平。他以近代中日关系为例指出，1895年甲午战争后，日本在《马关条约》中获得的领土与特权并未带来地区稳定，反而埋下了亚洲后续大规模战争的种子，并助推了20世纪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他提醒道，任何与俄罗斯达成的重大协议，都必须同时权衡短期止战收益与长期安全风险。《西方的抛弃》（The Abandonment of the West: The History of an Idea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一书作者迈克尔·金梅奇（Michael Kimmage）则从美国自身利益出发，呼吁特朗普采取更为迂回的和解路径。他认为，允许俄罗斯实质性限制乌克兰主权或许能制造表面的稳定，却极可能在中长期引发新的战争。华盛顿不应追逐虚幻的和平，而应协助乌克兰建立一套与俄罗斯“可控对抗”的交战规则，并在此基础上逐步降低战争风险。如此，美国方能如冷战时期处理对苏关系那样，将对俄关系加以区分：在乌克兰问题上管控分歧，在核不扩散、军备控制、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反恐、北极事务与太空探索等领域寻求有限但现实的合作空间。

后冷战秩序的终结与修正主义逻辑的蔓延

俄乌冲突不仅是东欧平原上的军事对抗，更是后冷战时代旧秩序的终局之战。冷战后以规则为基础、强调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国际体系，在这场冲突中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双方在战场上无法决胜、在谈判中难以妥协的困境，恰恰折射出旧有安全框架与解决机制已然失灵。而“修正主义冲突管理”逻辑的浮现更预示着强权政治与交易主义正在取代多边主义与法治原则，成为大国博弈的新剧本。无论是武力冻结、谈判妥协或是其中一方的崩溃，这场冲突的最终解决方式都将为21世纪的全球秩序树立先例：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再度回归，还是在疮痍中艰难孕育出更具包容性与约束力的新规则？答案不仅决定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命运，更将塑造各国对安全、主权与正义的认知，影响从欧洲、印太到全球每一个角落的权力格局与治理逻辑。那么，历史是走向一个更加分裂、对抗的世界，还是痛定思痛，在废墟上重建一种更为现实、却也更为可持续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