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初的伊朗，正经历着一场席卷全国31个省份的动荡风暴。自2025年12月28日开始，伊朗多座城市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最初，示威活动源于民众对通货膨胀、食品价格上涨以及伊朗里亚尔大幅贬值的不满，但很快从经济诉求演变成一场要求推翻现政权的更广泛运动。2026年1月8日，在前伊朗巴列维王朝王储礼萨·巴列维（Reza Pahlavi）发出号召后，抗议活动显著升级。目前，尽管伊朗政府已经切断全国范围内的互联网和电话服务，但仍未能阻止抗议活动继续进行。就示威结果来看，仅在首都地区，示威者与执法人员的对峙已经造成至少数百人死亡，多座政府大楼和银行遭到破坏。

图为伊朗境内截至2026年1月8日的抗议活动。图片来源：The New York Times

2026年1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威胁表示，如果伊朗政府对抗议者使用致命武力，美国将向伊朗抗议者提供援助，并直言“我们已经做好充分准备，随时可以行动”，对伊朗骚乱事件进行直接干涉，引发伊朗国内强烈反弹。仅仅6天后，特朗普在接受保守派电台节目主持人休·休伊特（Hugh Hewitt）的广播采访时进一步加码施压，宣称若伊朗当局对骚乱中的人员死亡负有直接责任，“他们将付出惨痛的代价”，这番言论被伊朗媒体解读为“战争威胁”。1月10日，特朗普与国务卿卢比奥于社交平台上再度发文，表示对伊朗抗议者的支持，称美国随时准备提供“帮助”，支持伊朗民众追求“自由”。

面对国内的抗议浪潮与美国的步步紧逼，伊朗外交部于1月7日晚间发表声明，强调美国政府的一系列言论和行动并非出于对伊朗人民的同情，而是通过经济战、心理战、虚假信息宣传、军事干预威胁以及煽动暴力等综合手段，企图在伊朗制造混乱和不安全，完全违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于2026年1月9日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呼吁全国人民保持团结，直言“一些骚乱分子想通过破坏公共财物从而取悦另一个国家的总统”，并强硬表态伊朗绝不容忍任何代理人在境内活动，在原则问题上绝不退让。数小时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将对“破坏分子”“毫不宽容”。德黑兰检察官阿里·萨利希（Ali Salehi）在伊朗国家广播公司发表讲话称，破坏分子、暴徒以及参与与安全部队冲突的人员可能面临绞刑。“我们绝不向武装恐怖分子妥协”。

从特朗普政府的公开威胁到伊朗官方的强硬回应，2026年的美伊对峙已然突破外交辞令的边界，成为牵动中东局势的核心矛盾。这场危机的背后，既是是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战略的极致体现，更是一场关于地缘利益、制度冲突与地区秩序的复杂博弈。

美伊关系并非天生对立，而是冷战初期地缘政治的产物。二战期间，美国凭借其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逐步取代英国成为影响伊朗局势的主要外部力量。彼时，伊朗的石油开发权长期由英国掌控，这种殖民式的资源掠夺引发伊朗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1951年，民选首相摩萨台上台后，果断推行石油国有化政策，强制接管英伊石油公司，这一举措让英伊关系瞬间剑拔弩张，也引起了美国的高度警惕。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将伊朗的石油国有化运动视为苏联扩张的潜在契机，认为若伊朗倒向社会主义阵营，将对美国的全球战略造成致命打击。正是基于这一判断与英国政府的强烈要求，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策划了代号为“阿贾克斯”（Operation Ajax）的政变行动。1953年8月19日，在美国的直接支持下，伊朗保守势力发动政变，逮捕了民选首相摩萨台，扶持亲西方的巴列维国王重新掌权。这场政变成为美伊关系的第一个转折点，在随后的26年里，美伊进入了历史上唯一的“蜜月期”。巴列维国王成为白宫的常客，美国向伊朗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和经济支持，帮助其建立起中东地区最强大的军队之一。作为回报，美国企业获得了伊朗石油产业的巨额利润，伊朗成为美国在中东遏制苏联扩张的重要棋子。美国前总统卡特于1977年末曾表示：“在共同军事安全规划方面，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我们更与我们紧密合作。在关乎我们共同利益的地区问题上，也没有哪个国家比我们更与我们进行密切磋商。”

然而，这段看似稳固的盟友关系，实则建立在不平等的利益交换基础之上。尽管在美国的扶持下，巴列维王朝的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巴列维王朝的腐败统治与美国的过度干预为日后的决裂埋下了深深的隐患。一方面，巴列维王朝在伊朗实行集权统治，不仅建立起严苛的舆论审查体系，更倚重伊朗国家情报与安全组织（SAVAK）这一秘密警察机构维系统治。作为王朝统治的重要支柱，萨瓦克秘密警察拥有遍布社会各阶层的监控网络，因公然践踏公民的言论自由、人身安全等基本权利，而在伊朗现代史上声名狼藉。另一方面，巴列维王朝对美国的过度依赖被民众视为国家主权的丧失，而伴随现代化进程而产生的西方文化大量涌入、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风气愈加开放等社会现实则引发了宗教保守势力的强烈不满。宗教领袖霍梅尼成为反对国王统治的核心人物，他因公开批评国王政策遭到流放，却在流亡期间持续号召民众推翻巴列维王朝的统治。

1978年，伊朗各地爆发大规模反国王抗议活动，迅速演变为席卷全国的暴力革命。1979年初，巴列维国王被迫流亡海外。同年2月，霍梅尼回到伊朗，以原教旨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建立起政教合一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这一历史事件被称为“伊斯兰革命”，也标志着美伊关系的彻底逆转。对国内治理而言，新政权反对一切与西方文明相关的社会制度，以霍梅尼提出的“法基赫的监护”（Velayat-e Faqih）为核心，主张什叶派教法学家对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将宗教教义与政治统治深度融合，否定世俗化政权的合法性。而在对外关系方面，新政权批判西方化与霸权主义，号召伊斯兰世界推翻亲西方政权、建立符合伊斯兰正义的治理模式；在实践层面，通过提供资金支持、武器援助、人员培训等方式，扶持黎巴嫩真主党等区域性伊斯兰组织，介入周边国家的宗教与政治冲突，试图将伊朗的革命模式复制到其他伊斯兰国家，构建以伊朗为核心的伊斯兰革命阵营。就美伊关系而言，新政权将美国视为“大撒旦”，反美成为凝聚国内共识的重要旗帜。

1979年10月，美国总统卡特允许流亡海外的巴列维国王赴美治病，这一决定成为引爆美伊冲突的导火索。11月4日，大批伊朗青年学生冲进美国驻伊朗大使馆，扣押了66名美国公民作为人质，要求美国遣返巴列维国王并保证不再干涉伊朗内政。霍梅尼对学生们的举动表示公开支持，引发了持续444天的“伊朗人质危机”。随后，美国对伊朗实施石油禁运、冻结资产、驱逐留学生等一系列制裁措施，并于1980年4月7日正式宣布与伊朗断交。此后的数十年间，美伊关系在对抗与摩擦中持续恶化。

进入21世纪，伊朗核问题成为两国冲突的新焦点。美国将伊朗核计划视为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不断推动国际社会对伊朗实施制裁。2015年，伊核问题六国与伊朗签署《伊朗核协定》（JCPOA），伊朗同意限制铀浓缩、减少离心机数量并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监控其设施。作为回报，联合国、欧盟与美国逐步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这为美伊关系改善带来一线曙光。伊朗民众曾兴奋地庆祝“噩梦结束”，认为制裁的解除将让国家经济重获生机。但这一和平进程并未持续太久，2018年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重启并加码对伊制裁，美伊关系再次跌入冰点。

（一）经济危机：制裁叠加战争冲击

自2018年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以来，伊朗经济已持续陷入衰退，货币里亚尔大幅贬值，基本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价格飞涨。2025年，美国进一步升级制裁措施，形成全方位极限施压态势：7月3日，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制裁协助伊朗石油贸易的商业网络（含伊拉克商人经营的公司及相关运油船只），同时制裁7名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及关联实体，理由是其与伊朗存在资金往来。这一措施直接切断了伊朗的核心经济支柱——石油出口通道，而石油出口收入占伊朗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使其经济雪上加霜。12月30日，美国国务院与财政部再度联手，对10个伊朗和委内瑞拉实体及个人实施制裁，指责伊朗向委内瑞拉提供常规武器（尤其是作战无人机）威胁美国西半球利益。美方明确表态将遏制伊朗弹道导弹计划、阻断其军工复合体进入美国金融体系的所有渠道，进一步收紧了对伊朗的经济与军事相关产业封锁。此外，欧盟此前已决定延长对伊朗制裁至2025年7月，叠加美国制裁形成西方集体施压态势。

而就战争冲击而言，2025年6月爆发的“十二日战争”对伊朗经济造成致命反噬。战争期间，伊朗政府被迫动用大量银行资金支付战争费用，进一步加剧了财政枯竭压力。战后，美国对伊朗核设施的直接轰炸，彻底终结了美伊间接核谈进程，使伊朗通过外交途径解除制裁的希望破灭。2025年末，伊朗表示，随着其与世界大国达成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年核协议到期，伊朗不再受该协议对其核计划的限制。随后，欧洲国家启动了“回归制裁”（snapback）机制——重新激活联合国原有制裁框架。在来自西方世界的多重制裁与打击下，2025年伊朗石油出口量锐减，财政收入短缺，失业率持续攀升。

经济的持续恶化最终引发民生危机总爆发：自2018年重新实施制裁以来，伊朗货币里亚尔对美元贬值超过 90%。2025年12月，伊朗货币里亚尔对美元汇率跌至历史新低，当月年通货膨胀率升至42.2%，市场陷入混乱，家庭预算遭受毁灭性打击。根据彭博社报道，2022年当年即有一半的伊朗人每日摄入的热量不足标准的2100卡路里。而在外部全面封锁与内部动荡的双重压力下，伊朗政府显然对此无能为力。康涅狄格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阿米尔·侯赛因·马赫达维（Amir Hossein Mahdavi）指出，此刻的伊朗政府在应对危机时选择余地极小。反而，伊朗政府在2025年12月调整了燃油补贴机制，提高了汽油零售价格，加重了家庭和企业的负担，成为经济危机转变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2025年12月29日，抗议者走上德黑兰等城市街头谴责经济困境，同日，伊朗中央银行行长穆罕默德·礼萨·法尔津不得不辞职。

图为1998—2023年伊朗货币里亚尔对美元汇率的走势图（以千为单位）。图片来源：World Bank

（二）政治危机：内外压力交织

2025年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始终以美以同盟为核心支撑，形成双线施压态势。在2025年6月的“十二日战争”中，以色列率先发动代号“雄狮崛起行动”（Operation Rising Lion）突袭，200架战机精准打击伊朗100多个军事、核设施及导弹储存基地，导致伊朗20余名高级军事指挥官及9名核科学家身亡。6月22日，美国正式“下场参战”，轰炸伊朗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三处核设施。这场战争不仅让伊朗的核研发能力倒退数年，其自上而下的军事指挥体系也遭受结构性重创——中层指挥官断层、核技术传承断裂，短期内难以恢复有效作战与研发组织能力。更严重的是，战后伊朗政府政权合法性再一次遭遇了民众的严重信任危机，原本凝聚国内共识的“反美抗以”叙事，逐渐被“民生优先”的诉求稀释，政权的社会基础出现松动。

图为“12日战争”期间伊朗核设施遭以色列空袭示意图。图片来源：Financial Times

美以同盟的协同性在战后进一步强化。2025年12月29日，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会晤。特朗普批评伊朗“行为不端”，试图重启其核计划，明确支持以色列在伊朗重启弹道导弹项目时再次发起打击，内塔尼亚胡则提出新一轮对伊军事计划，声称伊朗加速恢复导弹产量将构成直接威胁。美以的战略协同本质是各自核心诉求的精准契合：对美国而言，其核心动机在于通过绑定以色列这一地区“军事支点”遏制反美力量扩张，以更低成本维护中东盟友体系，保障波斯湾石油运输通道安全与全球能源利益；对以色列来说，首要诉求是消除伊朗带来的军事威胁，保障国家生存安全。这种针对性极强的协同打压，直接重创了伊朗长期扶持的“抵抗之弧”体系。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等伊朗输出革命理念的核心组织因美以联合施压陷入多重困境，伊朗通过这类组织辐射地区影响力的路径被严重阻断。同时，阿拉伯诸国趁机调整外交策略“平视”伊朗，伊朗地区话语权显著削弱。而伊朗“输出革命”理念的失败，无论对其维系国内合法性抑或缓解国际制裁诉求而言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冲击。

“十二日战争”后，伊朗国内围绕对外政策、经济改革的争论日益激烈，改革派与保守派的矛盾逐渐深化。这种内部分歧直接导致政府治理能力弱化，在应对2026年初骚乱时难以形成统一政策合力，为外部势力干涉提供了可乘之机。2026年初骚乱爆发后，伊朗政府内部出现明显政策分歧：偏向改革派的总统佩泽希齐扬呼吁保持宽容与对话，避免“任何暴力和胁迫行为”；但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他当局官员（如总检察长、公安部长）则态度强硬，释放出大规模逮捕、暴力镇压的信号。这种政策摇摆反映出政府在治理危机中的两难：一方面，伊朗当局有沿用过往动荡时期武力镇压策略的传统；另一方面，面对民众普遍不满与外部干涉风险，部分高级领导人试图通过对话缓和局势，但这种矛盾表态进一步削弱了政府治理的公信力。哈梅内伊明确将接受外部资助的抗议者定义为“骚乱分子”，强调要严厉打击，显示出保守派主导的强硬路线逐渐占据上风，但这也可能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

图为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媒体上对示威活动的回应，声称 “人民的生计是我每天最关心的事情”，要求内政部长“通过与抗议者的代表对话，听取他们的合理诉求”。图片来源：X

外部干涉风险同时加剧了治理困境：以色列安全机构摩萨德宣称与伊朗抗议者合作，内塔尼亚胡多次向伊朗民众喊话鼓动“推翻现政权”，特朗普则放出“直接武力干涉”的狠话，这些外部势力的介入进一步撕裂伊朗社会，使政治危机更趋复杂。

2025年12月白宫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全面阐述了特朗普政府重返白宫后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其中，特朗普政府在全球安全优先事项调整中明确对中东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作“降级”处理，核心诉求是“避免陷入使美国在中东地区付出巨大代价的‘永久战争’”，同时聚焦“美国核心国家利益”，强调以可控的战略投入实现对地区事务的主导性影响。这一战略定位直接构成了特朗普政府应对伊朗局势的顶层逻辑——在借鉴对委内瑞拉干预经验的基础上，摒弃直接扶植政权的高成本路径，转向“压迫式干预”的全方位施压模式，既规避中东长期战争的消耗，又确保美国在地区的核心利益不受损。

尽管伊朗全国范围内的抗议活动已持续数十年，但反对派仍然分裂成相互敌对的团体和意识形态派别，在伊斯兰共和国境内缺乏有组织的统一势力，其中至少可分为君主主义者、人民圣战者组织（MEK）、民族分离主义者与基于特定议题的政治抗议者等诸多派系。其中，作为凝聚国家共识的象征，伊朗巴列维王朝末代王储礼萨·巴列维凭借其政治资本在反对派中呼声最高，其亦以反对派领导人自居，宣称要建立政教分离的民主制度，但他在伊朗国内的号召力尚不确定。而且，礼萨·巴列维曾于2023年高调访问以色列，与以色列总理、总统等政要会面，甚至参加大屠杀纪念日活动，这一行为在伊朗国内引发强烈反感——尤其是在2025年以伊十二日战争后，伊朗民众对以色列的厌恶感显著上升。因此，尽管2026年1月3日礼萨·巴列维在《华盛顿邮报》采访中谈及“复国成功后的系列举措”，但其“流亡领导人”的身份与亲以立场，可能难以使其作为哈梅内伊的替代选项获得民众支持。

图为巴列维王储在伊朗2025年末大规模抗议发生后在X平台上发布的伊朗繁荣计划（IPP），该计划为其重新执政后如何稳定和重建伊朗提供了战略说明。图片来源：X。

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策略调整，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委内瑞拉干预的失败教训：此前特朗普政府曾试图扶植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建立“临时政府”，以“法理”名义推翻马杜罗政权，最终因缺乏国内支持与国际广泛认可而无果。这一失败让特朗普政府深刻认识到，直接扶植亲美政权不仅面临法理困境，更可能违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 “避免中东永久战争” 的核心导向。若强行支持缺乏法理依据与民众基础的礼萨·巴列维，即便实现推翻反美政权的目标，还会让美国陷入与伊朗民众的对抗，重蹈阿富汗战争的无限覆辙。

正是基于这一逻辑，特朗普政府明确放弃扶植巴列维王朝后裔的思路，在接受休·休伊特的采访中公开表示“目前不打算与流亡伊朗王储会面”，仅重申对伊朗示威者的支持，展现出对《国家安全战略》“规避不必要干预”原则的遵循。同时，特朗普政府的“压迫式干预”策略完全围绕《国家安全战略》“最小代价实现核心利益”的逻辑展开，综合运用多重手段对伊朗政府实施精准施压：在军事层面，美国支持以色列发动军事打击、直接轰炸伊朗核设施，并以“严厉打击”相威胁，既削弱伊朗军事能力与国防工业基础，又避免美军直接陷入地面战争；在经济层面，通过全方位制裁切断伊朗石油出口、金融通道与武器采购网络，利用经济危机加剧其国内社会矛盾，契合报告 “以非战争手段消耗对手” 的思路；在舆论与信息层面，借助社交媒体与流亡势力散布信息、煽动民众对现政权的不满，同时通过网络攻击破坏伊朗信息管控能力，以低成本方式动摇伊朗统治基础；在代理人层面，暗中支持伊朗国内反对派与少数民族武装，加剧其内部分裂与动荡，实现“以伊制伊”的目标。这种策略的核心目标并非必然寻求伊朗政权更迭，而是通过持续的压力消耗，让伊朗政府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最终迫使伊朗接受美国的战略诉求——放弃核计划与弹道导弹项目、停止支持地区抵抗组织、允许美国在伊朗的石油利益存在。

从结构性条件看，伊朗当前危机并不具备通过单纯镇压“快速出清”的现实可能。2026年初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所面临的并非一次局部、可控的秩序性骚乱，而是长期经济失序、社会信任塌陷与政治合法性衰减叠加后的集中释放。在这一背景下，单纯依靠安全力量恢复街头秩序，最多只能暂时压制动员能力，却无法重建统治所需的最低政治共识。伊朗政权若拒绝在经济政策、治理方式乃至权力结构上作出任何政治性妥协，其镇压成本将呈几何级数上升，且不可避免地侵蚀体制内部的忠诚度与执行力。简言之，暴力仍然有效，但已不再“划算”。

从美国的战略选择看，华盛顿并未、也不打算重走“代理人扶植”的老路。特朗普政府对伊朗问题的核心考量是控制成本与保证收益，而非塑造秩序。正如特朗普政府在外交政策中一贯主张的那样，美国不再做“全球公共物品提供者”，而是要做“有条件的安全供应商”，通过最小成本的干预获取最大的战略利益。委内瑞拉经验已经表明，公开押注某一流亡政治人物，不仅无法保证政权更迭的成功，反而会迫使美国承担政治背书、经济援助乃至安全兜底的连带责任。在伊朗这一体量更大、民族主义情绪更强、对外敌意更深的国家，直接扶植巴列维王储作为“未来替代者”，其风险远高于收益。因此，美国更倾向于维持“无主导反对派”的压力状态，通过制裁、威慑与信息战不断抬高伊朗现政权的治理成本，而不是提前锁定一个需要长期供养的政治代理人。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在于，伊朗反对派缺乏高度集中的组织资源与权威性核心，这使其尚不具备撼动既有权力结构的决定性能力。无论是君主派、宗教异议人士、世俗自由派，还是民族分离主义力量，彼此之间在政治目标、意识形态与行动方式上高度分裂，无法形成统一的反对阵线。在这种格局下，即便街头抗议规模扩大，也难以转化为对国家机器的系统性瓦解。必须指出的是，在所有反对派象征中，前朝王储巴列维依然拥有相对更高的知名度与情感识别度，其“前王朝继承人”身份仍具象征优势，但这种优势更多停留在象征层面，而非现实政治整合能力。缺乏可落地的组织网络与国内权力节点，使其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替代中心”。

综合而言，伊朗当前局势呈现出一种高度典型的“僵局结构”：政权无法仅靠镇压恢复稳定，反对派又缺乏推翻政权的关键资源，而外部力量刻意避免深度介入。因此，伊朗当前并不处于典型意义上的政权崩溃或制度转型临界点，而是被锁定在一种由镇压边际效用递减、反对派组织资源高度分散以及外部力量刻意控制介入深度所共同塑造的结构性僵持轨道之中。因此，伊朗政府短期内更可能陷入反复震荡，其政治走向呈现出高度不确定性，难以进行准确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