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开始前，来自德国科隆大学的文浩教授，作为本次工作坊的召集人，首先致辞欢迎，并简要介绍了会议流程。

第一场讨论的主题是“改革开放初期：战略与历史地位”，由北京大学印红标教授担任评议人。

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韩钢教授首先就“关于中国改革初期的历史建构”的主题展开陈述。他首先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1992年以前，1992年到2012年，以及2012年之后；界定了1992年之前为改革开放初期。然后，韩钢教授对改革开放的历史建构展开论述，指出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奠定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叙述和建构，但也存在着线性描述、价值先行、和忽视遗产研究等不足。他表示改革开放历史的研究，不应忽视历史的曲折性，不能停留在现有的叙述上，要关注民间的改革开放历史，重视对改革开放历史遗产的研究，这样才能在已有的基础上对改革开放的历史进行新的拓展并有新的认识。

中央党校的王海光教授以“第二个历史决议与新时期的历史反思意识”为题进行报告。王海光教授以第二次历史决议产生的过程和影响为主轴，梳理和总结了改革开放初期历史意识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和反思，并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和突破。他认为这一时期的历史反思具有积极效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宜粗不宜细”的偏向和历史叙述模式的刻板化和简单化。

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萧冬连教授就“80年代中国的战略环境与改革开放”发表了报告。他认为，在百年变局的大背景下，回顾80年代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他以1982年为界将此时期中国的对外战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延续 “一条线，一大片”的联美抗苏战略。此战略推动了中美建交和战略合作，打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局面，但未从根本上解决抵抗苏联的战略压力，不利于中国对外的独立自主和全面开放。第二阶段以缓和中苏关系为主，推行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外交政策。萧教授总结了此时期对外战略的创新性政策，包括以发展经济为先、去意识形态化、停止对东南亚国家共产党的支持、改善对非洲的两极化政策、压缩对外援助规模、融入国际体系等。他表示这些政策的目的是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并肯定这些政策和经验值得总结借鉴。

评议人印红标教授对三位发言人的报告作简要总结，表示这三位教授对改革开放之初的历史建构和历史变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引导现场学者与听众提问活动。学者们对中国传统历史和观念对改革开放思想的影响、1992年作为改革开放初期划界的标准、改革开放的民间底层思潮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与交流。

第二场讨论的主题是“外交、国际贸易、跨国史”，由复旦大学林超超教授担任评议人。

北京大学的韩华教授首先带来关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外交转向: 和平与发展在外交中的体现”的报告。韩华教授主要从国际关系领域出发，以国防安全问题为视角，谈论了改革开放前期中国大战略的发展变化。首先，她指出邓小平在80年代对大战略做出了根本性调整：从“战争与和平”到“和平与发展”，并分析了这一调整的国内与国际背景。然后，韩华教授表示，大战略带来了政策上的调整——国防服从经济建设。以此为前提，中国在国防上削减开支，由数量“消肿”到质量“求精”；在外交上解决边境问题，进行经济外交和多边外交。最后，韩华教授总结大战略调整的根本目的是发展经济，并表示调整体现的工作重心意识、利益取舍原则、战略机遇意识和韬光养晦精神值得借鉴，而其中产生的军费减少等问题也需要进一步思考。

来自南京大学的孙扬教授就“转型正义、退出冷战、经济改革：理解改革开放初期历史的三条线索”这个主题进行发言。孙扬教授以“转型正义”“退出冷战”“经济改革”分别对应通常表述的“拨乱反正”“和平发展”“四化建设”，淡化术语中的意识形态含义，对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内政、外交和发展模式这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在“转型正义”上，他解释了含义，并举例说明“转型正义”的影响，以及其造成的问题。在“退出冷战”上，他主要谈论中国 “反苏先锋”的角色，以及“退出冷战”决策在对外关系上的思维突破。在“经济改革”上，他认为现代化是最具历史延续性的主题线索，并讨论了联美制苏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最后，孙扬教授对三条线索的结局进行总结，并基于这三方面提出了相关思考问题。

来自德国科隆大学的文浩教授，则就“东欧的经济体制改革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发表了报告。文浩教授首先介绍了1945年后苏联和东欧经济改革的四个周期和中国经济改革的三个周期。从中，文浩教授指出，到60年代，东欧改革者和经济学家已经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对苏联传统计划经济模式进行了根本性的批判，并从宏观、企业和价格三方面提出经济改革建议。而中国经历了由1964年到1976年对东欧改革的批判到之后的改革开放。对于东欧和中国的经济改革的关系，文浩教授一方面总结东欧经济改革对中国经济改革概念、体制与和外交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揭示相对于中国改革的成功，东欧经济改革失败的原因。

北京理工大学张尔葭教授就“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主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欧经贸合作”进行报告。张尔葭教授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视角出发，讨论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中欧经贸关系。她从战略目标、战略机遇、战略安排和战略前瞻四个方面，论述了中欧贸易的目标是引进欧洲技术和资金，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中欧经贸合作的机遇在于和平发展、多极化和西欧经济困难的背景；中欧经贸合作要坚持原则又不失灵活；中欧经贸要坚持自主创新，从中国实际出发。最后，张尔葭教授表示中欧经贸合作是中国现代化战略主动的实证，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且其中的探索和经验也为全球发展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启示。同时，她也提出这段历史研究可能对促使欧盟避免对外战略合作的偏差和分裂有所意义。

评议人林超超教授对以上发言进行点评。她认为改革开放初期的问题可以从之前的历史中溯源，只局限于改革开放本身的叙事模式限制了我们的思维，对于经济改革思想和冷战观念的转变等问题，可以从更早的时间探索。随后，学者们就改革开放初期与之前历史分界的标准、战争威胁的观念、“转型正义”等西方术语中国化、中国和东欧经济改革的关系等提问展开交流和讨论。

第三场讨论的主题是“农村改革 (一)”，由复旦大学张乐天教授担任评议人。

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辛逸教授首先以“以自由促进发展——农村改革新解”进行报告。他从阿玛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得到启发，从新的视角解读农村的改革开放，描述中国农村改革是“用自由的劳动契约和不受限制的人身迁移制度，来取代人身依附性劳工和强制性劳工体制”的过程。然后，辛逸教授以胡国华等《告别饥饿》、陈昌本《探索突围岁月》和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三本书为示例，论述了公社制度对农民自由权的限制，对劳动自主性的打击，以及农村改革的最大意义在于赋予农民自由选择权，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最后，辛逸教授建议对农村改革的研究不能仅仅专注农业的增长，而要更多关注农村农民自由的扩展。

北京师范大学张海荣教授的报告题目是“超越‘二元’叙事：农村改革史研究再思考”。张海荣老师从自身对农村改革和基层农村工作的研究，以及深入挖掘农村集体化时期村庄账本的经历感悟出发，谈论国内改革开放史研究存在非先进即保守落后的问题。接着，她以安徽小岗村周家庄红手印分地差异、和河北五公村的“大包干”为例，说明农村改革开放的复杂性，其背后已不只是“保守与开明”的问题，更多的是政治与人性复杂演绎的问题。最后，她提出未来的农村改革史可以向人性、常识和感觉维度拓宽，并就此三方面提出一些思考。

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李嘉树教授就“农业‘大包干’改革缘起新探——基于安徽省凤阳县的考察”进行了发言。他首先强调了凤阳“大包干”不等于小岗“大包干”的前提。然后，分别对凤阳县“大包干”、小岗“大包干”与邓小平所谈“大包干”的背景经过进行梳理和对比，辨析了不同时期“大包干”的内涵差异，并以此探究农村“大包干”改革的发展脉络。凤阳“大包干”是包产到组，小岗则是包产到户，邓小平于1980年《关于农村政策问题》所谈到的是包产到组。最后，李嘉树教授建议，历史研究要重视口述访谈，这有助于了解时代背景和人际关系，也要回归一手文献并把握细节的差异。

评议人张乐天教授对以上三位学者进行点评。他以人民公社为谈论对象，说明了细节把控的重要性，理解人民公社的两段时期，是理解改革开放的重要前提。而且人民公社失败的两大原因，一方面便是人性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限制了人民自由选择和发展的权利。但从改革开放历史看，自由需要外部的可能性和有秩序的环境，才可能促进发展，而不是创造失败。之后，学者们继续对历史词汇的使用、自由和发展的关系、农村改革的政治体制等问题进行讨论和交流。

第四场讨论的主题是“农村改革 (二)”，由华东师范大学的辛逸教授担任评议人。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新田顺一博士的报告题目是“智囊机构如何影响高层决策——以‘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为例”。他主要讲述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筹备过程、建言形式与生效因素，以及解散缘由。并总结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知识青年是发展组的主要构成，吸取高干子弟形成的人脉关系是与高层合作，建言献策的主要渠道。而正是对高层和个人运营的过度依赖，影响了发展组的稳定性，导致最终的解散。

来自安徽大学的宋国庆博士以“试论改革开放初期农村专业户的兴起与影响”为题作了报告。他提出改革开放后，逐利致富思想的解放和农村制度的改革，使一些具备特长和创新精神的农村人转向专业性生产，专业户顺应而生。而80年代中期后，随着农村和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专业户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战略需求，得到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专业户的发展也面临诸多困难，如农村贫富差距的拉大，市场体系建设的滞后，政策执行的差异等。最后，他总结中国的发展是“有指挥的即兴发挥”，在规划和秩序下，对新兴现象耐心观察，谨慎推行是改革的重要经验。

华东师范大学的青年研究员姜成洋就“一个村干部的生命故事”进行发言。他以家族成员“孙丰年”的典型经历作为主线，对1980年代之后的历史进行叙述，认为这种小人物的个案研究有利于从微观上发掘历史细节，丰富和加深对历史的理解。此外，他也提出家族史的研究，是否要从个人命运的存在主义哲学转向政治哲学的疑问，以及历史叙述视角的选择是重要且微妙的。

评议人辛逸教授对以上发言进行点评和提问。新田顺一对发展组的叙述资料来源渠道较为单一，建议考量综合因素。宋国庆的研究可以向前追溯，探究专业户发展前的个人出身与历史背景，以及专业户与土地改革前农村阶层的关系，以增加学术价值。姜成洋的报告涉及人类学和历史学对口述史的不同态度问题，人类学关注人性情感，历史学更多用于史料互证，如何处理两者的冲突，是其应该注意的地方。之后，其他学者也对史料叙述单一、专业户发展的内在动力、学术议题的学科规范等问题展开交流与讨论。

第五场讨论的主题是“社会形象”，由复旦大学金光耀教授担任评议人。

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金大陆教授首先就“改革开放初期：青少年犯罪问题研究”展开陈述。金大陆教授主要依据公安局的数据和资料，描述了改革开放初期上海青少年犯罪的现象。数据显示上海青少年犯罪率在改革开放初期呈上升趋势，且犯罪性质、类型和危害的严重性加剧，犯罪人员构成也发生变化，如年龄趋小、女性增多和外来人员比例上升等。他认为，这种社会现象值得深入研究，对其背后因素的探索，对研究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变化和影响具有意义。

来自北京大学的印红标教授的报告题目是“改革开放初期内地与香港的互动”。印红标教授主要谈论了改革开放初期香港对内地的经济影响、社会思想文化影响以及香港回归的有利条件。在经济上，香港是内地发展重要的支持和中介，带动外来资本投入、促进深圳特区发展，提供非公有经济发展经验，以及向内地转移制造业等。在香港回归上，改革开放初期对香港的经济需求，以及当时外交关系的改善，为香港回归创造了有利条件。在社会和思想文化上，“逃港潮”的出现客观促进了改革开放，而香港音影视作品的传入，更是引发了社会观念的转变，推动思想的开放，促进内地与世界的文化交流。

北京大学国史中心的徐庆全研究员就“从旧‘二为’到新‘二为’——兼论改革开放初期文艺政策的调整”进行发言。徐庆全研究员关注文艺政策，主要谈论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他讲述了改革开放初期，文艺政策从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转变历程。主要涉及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旧“二为”文艺观、新中国成立后作家的不同选择、文革的“三突出”、伤痕文学对旧“二为”的突破、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等转折点。最后，他也表示，新“二为”打破了过去非此即彼的逻辑，但仍具有政治意味，其引起的官方话语体系和民间话语体系的碰撞，仍是今天所讨论的问题。

评议人金光耀教授进行点评与提问。他指出以上三位教授从三个不同视角展现改革开放初期的现象问题。对金大陆教授所展示的青少年犯罪率上升的现象，金光耀教授提问是否与青少年人口增长、知青返城以及法制不完善有关。对印红标教授的报告，他提问将当时香港和内地的关系与现在香港和内地的关系进行对比，会得出什么经验教训，并建议香港对内地的思想文化影响值得研究。对徐庆全教授的报告，他提问“二为”文艺政策的变化，是否与领导人的文艺观有关联。之后，学者们也对青少年犯罪率数据运用问题、香港对改革开放初期内地发展的具体影响和背后原因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交流。

第六场讨论的主题是“经济史”，由德国科隆大学文浩教授担任评议人。

北京师范大学范世涛教授的报告题目为“薛暮桥与中国改革方案设计”。范世涛教授从“摸着石头过河”的经典叙述，和哈耶克对社会工程师的批判出发，引出探索经济学家作用的主题。他以薛暮桥为主要对象，叙述其参与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和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两大组织创设的经历，以及其提出的第一个市场化改革方案的视线，以此展示薛暮桥对推动经济学家进入中央决策的重要作用，以及经济学家制度化参与决策的演变。最后，他指出经济学家作为社会工程师，在组织创始和架构设计上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对了解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也发挥着重要的枢纽作用。

来自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吕丽云博士以“论中国企业改革中日本的影响”为题进行发言。她主要谈及日本的经济发展经验与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企业改革的影响。首先，她介绍了当时中日的交流机制，主要包括聘用日本经济顾问、组织考察团赴日访问、建立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等方式。然后，她总结中国企业政策对日本经验的三点借鉴：企业组织机构应该能够反应市场变化；通过企业集团推动竞争；发展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帮助中国跟上西方。最后，她谈及下一步的研究重点在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中日交流的实际操作过程和成果，以及其中的曲折失败，并从中国经济学家视角研究中日交流及企业改革。

东华大学的张胜博士就“改革开放初期安徽小三线厂办集体企业的升级发展研究”展开陈述。他以安徽小三线厂办的集体企业为例，对基层小三线的发展升级进行研究。他认为70年代初 “五小工业”建设和文革后的“家属厂”设立是改革开放前小三线集体企业设立的契机，并举例介绍安徽小三线厂办小集体的自办性质及员工待遇低等问题。然后，他论述了改革开放初期，知青回城的就业安排需要，为集体企业发展升级提供机遇，由此引发安徽小三线企业的整顿升级。最后，他认为基层小三线集体企业受农村经济社会的影响，以及其对母厂的从属关系，都体现出宏观政策向基层推进和实际执行中面临的现实困境。

评议人文浩教授进行总结和提问。现场学者们就经济学家的影响、薛暮桥思想的独特性、研究中个例和群体的处理方式、中国企业借鉴日本的具体方面、日本与其他国家对中国企业改革影响的区别、小三线的结局以及其对改革开放的影响等问题展开交流和讨论。

第七场讨论的主题是“上海改革开放史”，由复旦大学林超超教授评议。

华东师范大学赵晋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开拓新局：改革开放后上海宝钢的筹建（1977—1984）”。他以上海宝山钢铁总厂为研究对象，主要介绍了宝钢一期筹建的过程及遇到的问题，并肯定其具有一定模式和管理技术上的开创性，但也存在安全隐患、配套不完备、建设仓促等问题。此外，他也指出宝钢工程折射的种种问题，包括民族主义与对外学习的“对敌”斗争、缺少对国际合作规则的了解和重视、政治博弈与改革的冲突、中央与地方的条块矛盾等。最后，他表示宝钢研究中仍存在档案利用局限和技术语言问题，并思考解决的可能性。

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张秀莉教授就“从大调研到大战略：上海改革开放道路的探索”的主题进行发言。张秀莉教授介绍了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由担任稳定国企和计划经济的“后卫”角色，向改革开放先锋角色转变的历程与影响。其中，她也展示了浦东开发由地方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推行过程，由此印证上海在改革开放初期中的探索和地位。最后，她总结上海改革开放道路的探索，是“摸石头过河”的写照，体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改革路径的自主性。上海改革开放的成功是科学研究社会化，政府决策科学化的标志。而制度和决策的生成历史是为中国当代史研究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评议人林超超教授进行总结和评价。她认为两位老师的报告都谈及地方上的改革开放问题。海在计划经济中的地位束缚了其改革开放的步伐，因而对上海改革开放战略的讨论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此外，学者们也对历史研究的纵向和横向问题，上海改革中的条块问题和文化道路探索问题进行讨论交流。

活动最后，文浩教授表示本次会议开拓了改革开放研究的学术交流，并期待未来能继续交流和分享。金光耀教授再次感谢与会学者和同学对本次活动的支持。会议在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