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智库动态》为复旦发展研究院国际智库中心编辑的刊物，编译自109家国外知名智库官方网站发布的公开研究成果。旨在保持对国际智库前沿议题的持续关注，增进国内对海外一流智库的认识与了解，有针对性地加强相关领域的智库合作，同时为国内咨政研究提供参考。动态每月发布1期，从4月疫情特刊开始，我们将按照研究领域和主题分类，不定期编选部分观点内容，发布于本公众号，以飨读者。本文来源于动态6月刊。

COVID-19加大了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财政压力。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Louise Riis Andersen和Richard Gowan在《COVID-19阴影下的维和》一文中指出，COVID-19已对联合国和平行动产生了直接影响，暂停了轮换和部署，也减少了与当地人员的接触。然而，疫情给维和行动带来的长期经济、政治影响更为严重。COVID-19使安理会成员国和联合国预算的主要贡献者面临全球经济衰退，也增加了脆弱国家的不稳定性，这些挑战有可能重塑联合国危机管理，但结果尚不确定。因大流行而加剧的紧张局势和冲突可能会增加对联合国大规模维和行动的需求。但是，经济衰退带来的财政压力可能会促使联合国优先选择更节省开支的机制作为替代方案来应对疫情危机。联合国秘书长、和平行动部和联合国各成员国需要共同努力，共同确定在COVID-19阴影下在财政和政治上都可行的危机管理方式。

欧盟的复苏政策应致力于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波兰社会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经济学家Mehmet Burak Turgut在《COVID-19大流行对欧盟不平等水平的不利影响及其缓解措施》一文中指出，COVID-19大流行对全世界的经济和社会都造成了毁灭性影响，危机导致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失业率的激增。如果当局不采取适当行动，这将加深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倘若大多数欧盟政府出台具有针对性的财政计划，这将不仅有助于稳定经济，还可以缓和COVID-19造成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因此，对经济复苏的援助应加强社会安全网，确保医疗保健和失业支持的可获得性，并扩大对儿童和老人的护理能力。

同时，欧盟范围内应对措施的设计应考虑到欧盟内部的不平衡和成员国之间持续存在的不平等。因此，有效的政策行动不仅应当能够促进COVID-19之后的复苏，而且应当致力于解决单个成员国乃至整个欧盟内部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而西班牙皇家艾尔卡诺研究所欧洲事务分析员Ilke Toygür在《期待、权限和权力：欧盟在处理新冠危机中的动态以及“欧洲未来会议”的基调》一文中指出实现欧洲一体化，欧盟需要更多权限。每一次危机过后，成员国之间的相互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实现欧洲一体化不仅需要各成员国在困难时期团结一致，还需要欧盟具有为所有国家提供福祉的能力，这很可能意味着成员国需要向欧盟转移更多权限。

与此同时，欧盟亟需证明其工作卓有成效，恢复成员国信心。波兰社会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Janusz Lewandowski在《欧盟：运行现状与前景》一文中指出，为了生存，欧盟必须证明其对普通民众的用处。在冷战期间以及随后的几十年中，民众把事情留给精英人士去做，欧洲共同体得以诞生，它带给了人们安全感和幸福感。因此，人们有信心认为欧洲精英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领导成员国。经济和移民危机破坏了这种信心。欧盟成立60周年的日子成为了精英阶层的节日。普通欧洲居民并没有在大街上庆祝，因为他们认为欧盟已成为了布鲁塞尔欧盟人士的遥远领土。这一信号表明了人们对精英绝对信任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正在见证以煤钢共同体的形式建立欧洲共同体的信心的终结。因此，跨越边境的共同体的生存取决于其对普通民众的有用性，在危机情况下，该共同体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拉脱维亚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员Ieva Vārna在《欧盟团结危机：COVID－19 的遗产》一文中指出，欧盟需要成功的经济复苏计划以恢复成员国对共同体的信心。当冠状病毒开始在欧洲传播时，成员国做出了适当的反应，内部边界被关闭，商品出口被暂停。欧盟相当快地改变了其原始的“鸵鸟政策”以实现强有力的危机管理。例如，通过取消对国家援助和预算赤字的限制，说服各国政府不要禁止医疗器械的出口，并启动SURE计划以补贴成员国的短期劳动力成本。但是，危机严重破坏了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危机导致了对欧洲的怀疑主义大大增加。这些国家缺乏对欧盟最富裕的北部伙伴准备采取广泛措施以拯救共同体经济的信心。

德国于7月1日接任欧盟理事会主席，应与欧盟重新规划战略沟通重点。德国外交政策协会中东欧、俄罗斯与中亚研究员Juulia Baer-Bader在《欧盟面对俄罗斯信息不对等的三个教训》一文中指出，对于德国而言，接任欧盟理事会主席不仅是为了疫情信息的交流，也是为了德国自身的发展。德国和欧盟应该从2015年的网络攻击中学到如下教训：单纯的揭露是不够的；应强化并合理利用地区合作以对抗新冠疫情；通过明确表态来增强欧盟的内部信任。

欧洲央行希望在资金流动与规避风险中寻求平衡，但二者无法两全。德国欧洲进步研究基金会Daniela Gabor教授与Jakob Vestergaard副教授在《欧洲央行应对疫情的局限性》一文中提到，欧洲央行为了应对疫情，已经出台了疫情紧急采购计划，也已多次放宽抵押政策，但这些举措可能并不会收到很好的效果。欧洲央行总是希望在维持资金流动性和控制风险中寻求平衡，但是规避风险的措施往往会对资金流动性的措施造成反噬。

此外，比利时欧洲与全球经济治理实验室主任Guntram B. Wolff等学者在《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危在旦夕》一文中指出，5月5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GFCC）关于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裁决不仅影响德国与欧洲中央银行（ECB）和欧盟法院（ECJ）的关系，而且还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宪法基础。该法院的要求既破坏了央行对价格稳定的承诺，也破坏了央行的独立性，对欧洲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和欧元的稳定性都产生了不利影响。

印度Gateway House外交政策研究项目荣誉研究员Rajiv Bhatia在《二十国集团在后疫情时代中的角色》一文中指出，二十国集团对维持疫情后世界经济的平衡至关重要。而到2022年，印度将担任二十国集团的主席。它将担负起独特的责任，为世界经济可能受到当前危机“后遗症”的影响而做好准备。印度必须保持乐观的心态，并敏锐地看待后疫情时代政治格局中不断变化的力量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