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丨王启元、杨宗霈、周晨宇

图书馆学家袁同礼（1895—1965）曾编制20世纪上半叶中国留学欧美大学者的博士论文目录，得4717篇，其中不乏中国学人海外著述的顶尖作品。如今，中西书局将择优刊印，以《中国学人海外博士论文丛刊》（以下简称《丛刊》）展现中国现代学术走向世界、融入国际学界的一个侧影。

近日，在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丛刊发布会暨“中国学人海外获得博士论文研究”工作坊上，策划人黄曙辉介绍了《丛刊》的发端和愿景：“2015-2017年，我们希望做一个西学的大型的文献集成，借用莱布尼茨的理念，构建一个世界图书馆。中国本身有编撰大型丛书的传统，但中国视角大多在华夏域内，还没有汇集一套能够囊括世界主流文明的文献。我们在中西书局的支持下，大概经过了四五年，做华语文献的设想完成了两三百种、近千册的规模。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这件事情需要陈引驰教授来主持，因为他有非常好的中英文功底，学术史的训练纯熟，课程里面又涉及海外汉学。‘走向世界’丛书主要是中国学人或者中国的外交家、政治家走到国外，用中国的眼光观照世界。如果我们的《中国学生海外博士论文丛刊》能够系统地结集的话，那可能是‘走向世界’丛书的学术升级版。”

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图书馆馆长陈引驰教授在致辞中肯定了《丛刊》的出版价值，认为这是“非常值得做的有价值的事情”。陈教授说：“在《丛刊》正式启动之前，据我所知，曙辉已印出了林藜光的四卷《梵文写本〈诸法集要经〉校订研究》和Achilles Fang（方志彤）的《庞德〈诗章〉研究》（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Pound's Cantos），这两部书都可谓是代表了二十世纪中国学人海外著述的顶尖作品。恰好，我与这两部书都有些前缘。以前，要获知乃至获得中国学人的海外研究成果，并不那么容易。而今我们汇刊他们心血的结晶，既是一种纪念，更是为二十世纪中国学人走向世界并展开新的学术天地留影，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们或者努力于西学之升堂入室，如陈康的《亚里士多德论分离问题》及《巴门尼德斯篇译注》；或者以现代方式重理固有学问，如胡适《先秦名学史》及其后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或者比照以观而构建新论域，如冯友兰《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天人损益论》）等等——这些名家名作，构成了中国文化在现代承传、转型、提升的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脉络，它们在之后的学术史上导夫先路，某种意义上是具有典范性的工作。”

作为出版方，中西书局总编秦志华也表示，中西书局成立的宗旨是“学术立社，融会中西”，国内出版社在“中”这一块做得非常充分了，中西书局要在“西”方面多做积累，并有所拓展。这套丛刊通过广泛收集挖掘百年来中国学生在海外求学阶段的博士论文，为学界提供了别具指引的原文资料，补齐了中西学术交流史，学科发展史方面的一些链条，无疑是沟通中西的一座学术桥梁。

研讨环节，与会学者就具体个案进行了探讨。

北京语言大学席云舒教授谈到胡适的《先秦名学史》，讲了两个问题。一是关于胡适的博士学位的问题，胡适在1917年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1927年拿到了博士学位。对照哥大学生手册里对博士申请人的规定，胡适只是没有按照要求提交100本已经公开出版了的博士论文，其他的都完全符合博士学位的规定，不存在唐德刚等学者提出的各种质疑情况，胡适应该是顺利毕业并拿到博士学位的，这个公案应该结案了。二是关于《先秦名学史》是什么样的书，《先秦名学史》主要是讲、而且是最早讲先秦哲学方法论的一本书。《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当然也讲方法论，但后者主要是讲先秦诸子通过这些方法得出他们的思想，所以二者是有区别的，《先秦名学史》依然是值得研究的。

复旦大学历史系金光耀教授谈的是顾维钧。顾维钧的硕士论文是《“卡尔德拉号”的历史与法律》，讨论1854智利注册的美国商船在澳门附近海域遭遇海盗抢劫后向中国政府索赔的案件，这篇硕士论文不长，但是写得非常精彩，与其博士论文有关联。他的博士论文原定题目是《外人在华的权利要求》，顾维钧在回忆录里讲到，他计划从1910年开始写导论，然后用九章，把外国人在中国根据《南京条约》及之后的各种条约所获得的各种各样的条约权利，包括治外法权、传教权、通行权等梳理一下，在此基础上讨论各种相关案件，就像剖析卡尔德拉号案件一样，讨论解决这些权利要求的办法。后来他因为被召回国做袁世凯的英文秘书，要完成原定想法就很匆忙，于是调整题目，改为《外人在华之地位》，以原先的导论参加答辩，于1912年通过。这篇论文虽然完成得很匆忙，但从当时的书评和不久就被翻译成日文来看，应该说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就外国人根据条约在中国享受权益这个题目而言，这篇论文是有开拓性的。

青年时期的顾维钧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李天纲教授与大家分享了侯仁之先生的博士论文。侯仁之先生是燕京大学的硕士，硕士论文做的是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里华北平原的部分。《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传统中国的历史地理著作，而现代地理学是一门非常扎实的、被大家公认为科学性比较强的学科。如何让世界了解中国，也让中国了解世界，这涉及研究方法和研究体系，包括自觉去国外取经。1946年侯先生赴英求学，在利物浦大学跟随达比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北平历史地理》。侯仁之先生的历史地理研究、北京史地的研究，既可见中国传统史地之根底，又可见现代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李天纲教授特别指出，侯先生的博士论文写作中，用了一个原来没有的概念——“北京湾”。从侯先生的硕士论文到博士论文可以看到一个学科是怎么从中国走向世界，并在世界上站住脚的。

侯仁之的代表作之一《北京城的生命印记》

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吴格教授的报告题目叫做《钱存训先生二三事忆》。首先谈到他与钱先生的一些交往；而后评介了钱先生的学术地位与著作；接着回到博士论文的话题上——钱先生的博士论文，译成中文是《书于竹帛》。这篇博论已经有十来个版本，最近的是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在2022年下半年，于《书于竹帛》的英文版的博士论文发表60周年所出的纪念版。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有一部分是关于中国的纸和印刷，李约瑟大概在上世纪的70年代读到了钱先生的硕博士论文以后，就邀钱先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这部分做了一次修订。《中国科学技术史》本身是一个整体，但是专门授权钱先生的那一章可以单独发表。印刷术出现以前及以后中国图书的发展历程，经过钱先生的梳理，成为显学。同时，钱先生本身作为一位国际图书馆学家、图书发展史专家的地位也就牢不可破了。此外，关于书籍的，关于纸墨的，关于许多出土文物的，以及和古文字相关、和古代图书的体制相关，钱先生也有不少论文。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魏明德教授介绍了三位上海耶稣会士的博士论文。第一篇论文的作者张伯达于1925年9月进入耶稣会，他在巴黎大学完成的大、小两篇博士论文——《中国文字与人体知识》与《诗经中之对偶律》于1937年发表，著名的汉学家伯希和就是他的博导之一。第二篇论文的作者朱树德于1949年获巴黎大学地理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江南渔民的生活：自然环境特征与人类活动特征之间的互动》于1952年发表于法国地理学会，文章探讨了长江一带的渔业地理因素、渔民船只的分布与构造、渔历、以及渔民日常生活等问题。第三篇论文作者金鲁贤于1916年出生于上海南市，1938年入耶稣会。他于1950年获意大利罗马宗座额我略大学（格列高利大学）神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圣约翰福音中国的圣父与圣子合一的启示》。这三篇不同领域论文充分展现了耶稣会士在中国近代对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影响，在学术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对于上述报告中的留学生所做的博士论文，陈引弛教授点评认为：一、关注中国问题比较多，关心中国古代学术的问题、时代的问题；二、他们用现代的方法和观念来进行处理这些问题；三、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学以致用的，这些论文与他们的职业发展有很紧密的关系。比如胡适回国会讲中国哲学，顾维钧的事业完全施展于外交和国际政治方面，而钱存训则开创了图书馆事业。

复旦大学历史系高晞教授介绍了中国第一代西医留学生黄宽和他的论文《论胃的功能紊乱》。论文本身是非常专业的医学文献。接下去讨论的一个问题是：黄宽到底是不是医学博士？容闳认为他是博士，事实上从当时的学制来看，并不是博士的学制。黄宽是不是一个优秀的博士？他在英国读书的情况怎么样？有人回忆说，自己在爱丁堡读书的时候，有一个中国同学叫黄宽，读书成绩非常优秀，十分刻苦，所以他认为对中国学生进行医学教育是有可行性的。黄宽也留下了一部分英文史料，主要是医学报告，涉及东西方的医学交流和研究，比如对广东地区鼠疫、麻风的研究。

复旦大学法学院王伟教授介绍了近代留美学生中涉及国际法学的博士论文，据他的推算，近代留美博士生的国际法论文大概40多篇。在内容上，留学生们的国际法研究大多数热衷于研究不平等条约，具体地讲，都是涉及如何废除不平等条约。所以说，当时出国学法律、学政治学的年轻人，目的是找到一点国际法的依据，然后尽快把不平等条约废除掉。这些论文除了学术史，还有没有其他价值，这也是值得探讨的。王伟指出，学界一直在研究衡量这些博士论文的质量究竟如何，恐怕也要设一些标准。不见得名人的论文质量就一定好或者说生命力就非常长久，而标准的争议性，也值得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杨笛教授谈了吴贻芳以及部分金陵女大毕业生的海外求学经历。今天没有人把吴贻芳看作是生物学家，研究的都是她的教育思想。事实上，吴贻芳在国外拿到过生物学博士，她的博士论文是关于“黑蝇”的。吴贻芳的后半段人生并没有在生物学界展开，其博士论文价值几何也有待评价，而其作为女性的身份也不容忽视。海外留学博士的图景里，不能缺少女性。女性在海外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比例一直很高。杨笛教授最后谈到金陵女大的那些硕士，因为女性要想读到博士非常困难，有很多女学者都是拿到硕士以后，因为结婚等原因，最后成为丈夫的研究的辅助，比如我国最早从事生物化学研究的女学者严彩韵 (Daisy Yen，1902-1993，严幼韵姐姐)，但其实她们的硕士论文和之后的研究是不是也应该纳入到我们的考虑之中呢？

吴贻芳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章可分享的内容是朱友渔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该博士论文完成于1912年，题目是《中国慈善事业的精神：一项关于互助的研究》。该文从社会学的视角，叙述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朱友渔分析了中国古代慈善事业中“养”和“教”的问题，并以社会“互助”为视角，分析中国古代、尤其是明清社会慈善事业的运作机制，区分了多种救济方式。该论文是近现代中国人在欧美完成的最早的社会学博士论文之一，它向英语世界全面地展示了传统中国的宗族制度、行会、会馆等如何与慈善事业结合起来，它从思想和实践两个层面阐释了中国本土慈善的观念基础和社会运作，有其独特的学术贡献。这一点在哥伦比亚大学夏德（Friedrich Hirth）教授给论文写的“引言”中也有所体现。朱友渔本人出生于基督新教家庭，完成博士学业回国后担任上海圣约翰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与民国政界、学界、宗教界的许多著名人士都有交往。   

香港城市大学的徐雨霁发表了《威斯康星的中国博士生：王造时与刘国钧》的报告。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W-Madison）与中国留学生有长达百年的历史渊源。不同于同时代的留美学子，王与刘二人的博士论文选题跳出了“中国”为中心的问题框架，具有国际视野。在论述王造时的留学生涯时，徐雨霁以其婚礼入手。5月18日，戴恩郡（Dane County）一共举行了两场中国留学生的婚礼，第一场是徐敦璋（后任北京政法学院教授）夫妇的婚礼，第二场是王造时与朱透芳的婚礼。根据UW的学生年鉴，在1928年，王造时以“China in the League of Nation”为题，获政治学硕士学位。该论文于1929年在《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上发表，主要讲述的是国联成立七年间与中国的关系。1929年，王造时以“Disarmament in the Foreign Policy Programs of the Great Powers Since 1919”的学位论文通过答辩，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徐雨霁分享的另一位UW中国博士生是刘国钧，当代学术界对于刘国钧学术工作的重要性及其历史影响认知是比较欠缺的，正如她所提及到的，这涉及了作为一个哲学家的刘国钧跟作为一个图书馆学家的刘国钧之间的一体两面观。1922年，刘国钧赴UW的哲学系攻读硕士，加修图书馆学课程，其学位毕业论文为“John Dewey’s Logical Theory。”1925年，他以“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and British Philosophy”获哲学博士学位。在1924年间，他还专门去了芝加哥大学的图书馆进修图书馆学的相关课程。刘国钧之所以可以去UW留学，这不仅与时任东吴大学图书馆馆长、威斯康星图书馆学院的毕业生龙丹（Ruth Agnes Longden）有关，也与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克乃文（William Harry Clemons）的举荐密不可分。

工作坊的最后，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陈恒表达了他的与会感受。他说中国学人海外博士是一个特殊而又被忽略的群体。谈此话题，于当代中国而言，不仅有学术意义，也有现实意义。十位学者的关注对象时间跨度大，从晚清民国延续到1949年之后。从地域上说，这些负笈海外的中国学人留学去向反映着整个世界的格局变化，从学科来说，这里也涉及近代中国学科建设的话题。如今我们大学中所有的学科建设基本上来讲都是舶来品，是经过民国这代留洋博士之后才逐步改变形成的，所以，以这一代留洋博士为代表的民国学术界、教育界，是需要被纳入今天的研究视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