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说，现在中国各地发展经济“太卷了”，而且大多在存量经济中“卷”。过去，国家出台宏观金融或财政政策，马上就可以传导到实体经济活动中，但现在很多大规模基础设施已经完成，传导机制难以发挥作用。

为什么科技创新这么重要？如果有更多增量经济，自然不会那么“卷”。因此我们需要科技创新，它会带来新的产品和新的经济活动。

“对于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大家已经有了共识，但我个人比较着急，因为在这些领域，有意义的竞争其实绝大多数发生在美国公司之间，并非发生在中美公司之间。”郑永年说。

‌在他看来，对于大的经济体来说，核心是如何实现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可持续发展和产业升级，所以“如何跨越中等技术水平”实际上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郑永年团队总结了英国工业化250多年来、尤其是二战以来的经验，提出了拉动经济增长“新的三驾马车”，即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和金融支持。

一般而言，基础科研的主体是大学和科研机构。二战以后，各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基础科研，资助创建了许多实验室，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应用技术转化的主体是企业，美国是交给民营企业去做，中国、新加坡以及早期的日本、韩国，政府起更大的作用。“应用技术转化的风险很高，我个人觉得，政府很难做好，还是交给富有竞争性的民营企业更有效。”

金融服务的主体一般是金融机构，政府可以通过财政系统支持基础科研。“美国发明了风投机构，堪称二战中最伟大的金融发明。新的‘三驾马车’实际上是一体化的，但我们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完全理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为何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化改革，因为在现有管理体系中它们是分割的，只有统筹改革才能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究竟怎么整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郑永年认为。

我们的独角兽企业为什么这么少？郑永年认为，如果体制机制不改革，一些独角兽企业代表的先进生产力难以落地。

他提到，中国一些原创的生物医药研发成果，国外花几亿美金就买走了，未来新药上市后中国还得花更多的钱把它买回来。“中国监管部门的审批时间比较长，即使审批下来了，药价也上不去，与新药研发的投入相差太大。”

互联网领域也有这种情况，很多原创游戏流向国外。“不要小看了游戏，以芯片闻名的黄仁勋就是做游戏卡出身。”

郑永年说，体制机制的问题其实是监管的问题，这会导致发展不足。

如何改革呢？“我们国家是‘条块结合’治理，‘条’上的改革难度很大，牵一发而动全身，可以从‘块’上入手。新加坡走的也是‘块’的道路，这么小的国土面积却集中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两三千位医药科学家。”郑永年建议，长三角地区可以从“块”出发，设计一个“科创特区”，实现产学研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