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人、社区与媒介 | 我院张涛甫副院长、王帆研究员参加中国新闻史学会“重建‘联结’”系列论坛

作者: 发布时间:2022-05-03 来源:中国新闻史学会+收藏本文

近日,中国新闻史学会系列研讨会在线上成功举办,主题为“重建‘联结’:疫情中的人、社区与媒介”。发展研究院张涛甫副院长、王帆研究员应邀参会发言。张涛甫教授在会上指出,新闻传播学科处于治理需求的“震中地带”,应当和其它学科有一个整体性“联结”;要关注失序的社交媒体信息传播带来的“信息疫情”问题。王帆研究员强调需要关注疫情期间媒介功能的扩展,要加强官方与学术共同体的及时反应,并与公众形成通畅的沟通机制,让科学传播走在谣言前面。以下为本场论坛的观点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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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参会人员合影


新冠疫情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是新冠疫情暴发后的中国态度。2022年,奥密克戎暴发使得全国防疫形势更加复杂,中国新闻史学会承载学术共同体的关切,关心遭遇疫情冲击的学术同仁,邀请专家学者围绕疫情话题开展研讨。首期研讨会于2022年4月24日在线上举办,主题是《重建“联结”:疫情中的人、社区与媒介》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新闻史学会指导,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中国新闻史学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承办,本活动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支持。来自上海、武汉、长春、北京等地学者、一线抗疫工作人员、学刊和媒体从业者代表共18人参与了此次圆桌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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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与会代表热烈讨论


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王润泽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米博华教授出席并致辞,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涛甫教授为会议作总结发言。论坛由中国新闻史学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会长、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孙少晶教授主持。


  

王润泽教授在会议致辞中指出,在当下疫情防控仍比较严峻的情况下,中国新闻史学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召集此次会议,是希望学术共同体在追求科学研究的同时,传达更多的人文关怀,努力为疫情治理和学科发展作答。身处重大历史事件中,学术同仁思想交织、分享所得,会酝酿碰撞出更有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火花。“中国新闻史学会在2021年完成了《抗疫时期中国口述实录项目》的研究,将2020年武汉疫情中的研究资料和感悟记录了下来,这个项目研究现在看来价值非凡”。王润泽教授特别强调,疫情总会过去,我们的研讨也是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研究资料,以助于更好地反观历史、洞察未来。


米博华教授代表承办单位致辞,感谢嘉宾拨冗与会。他提出,本次会议是在上海疫情爆发的关键节点召开的,这说明学人对健康传播研究的执着、认真和敏感。疫情中的社区样本意义及其效果评估,都将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议题。其对下一阶段我国防疫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网络社会中,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社会冲击,既是现实生活的组成部分,也是人们相对陌生的体验,更是学人需要研究的对象。今天就是未来的历史。他希望本次研讨会为今后公共卫生和媒介史的研究留下重要样本。


新型社区——因“联结”而可能

本轮奥密克戎新冠疫情中,新涌现的社会现象和媒体实践带来了更多有挑战性的研究问题。与会嘉宾将此次疫情看作新闻传播学科再出发的契机,同时也是探索学科研究新方向、建构本土化理论的重要节点。


孙少晶教授结合上海的疫情,描述了原本相互不相识的邻里通过互助、团购、志愿者活动等如何产生更多交往,而微信、购物平台等媒介使原来相对疏离的社区建立新“联结”成为可能。他认为,从新闻传播的角度考察此次上海疫情防控,学者需要考虑疫情中的人、社区、媒介三个关键词,它们共同构建了一个立体丰富、动态复杂的传播语境。深入探讨这三个关键词也能帮助我们透视媒介与传播如何渗透到社会的结构机理,思考其如何成为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重要元逻辑。


华东师范大学吕新雨教授提出要反思主流媒体在抗疫中的位置和界限,进一步完善政府和基层的双向沟通机制。区级融媒体比市级主流媒体相对活跃,如何发挥其社区功能、构建与城市基层组织建设的关系值得学者关注。另外,此次疫情防控进一步表明,新闻传播学理论需要“接地气”,健康传播研究在介入城市公共卫生治理过程中,学者要多贡献符合中国语境的本土理论和思想创新。面对疫情冲击,居民自发组织协调互助,这其中展现出来的组织传播的实践经验对于重新构建基层组织建设的主体性地位具有丰富的参考价值。


上海报业集团高级编辑刘鹏认为,此次疫情中,信息传播格局的变化、如何有效履行专业媒体舆论监督功能等问题非常突出,研究者和新闻人都要在疫情中秉持“求真精神”,承担起历史使命。此外,上海疫情中微信聊天截图以及基于个人叙事和自我记录的自媒体内容被大量转发,“用户新闻”代替了专业媒体报道,并引发了公众的种种情感波动。这从反面说明专业媒体的缺失及不足。但同时,上海专业媒体也发挥了自身作用,如搜集读者求助信息、呼吁善待老年人、以内参等形式建议纠正等。发挥专业媒体舆论监督功能有助于社会运行机制的完善,也是赢得民心和公信力的有效手段。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王帆研究员对此表示赞同,他指出,我们需要关注疫情期间媒介功能的扩展。媒介不仅联结了个体与社区、城市,更是通过团购等直接成为抗疫日常生活的组成。应当加强对于疫情期间专业性很强的“新词儿”的解读,相似而陌生的专业语汇可能造成受众的认知差异,而官方主动的分析和传播有助于提高公众理解。需要注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传播中的“科学不确定性”“后果模糊性”,圈群发达的社交媒体环境可能会出现片面或虚假传播的风险,因此要加强官方与学术共同体的及时反应,并与公众形成通畅的沟通机制,让科学传播走在谣言前面。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汤筠冰看来,上海疫情管控期间,上海民众形成了以小区为边界,社交媒体为依托,物理空间身份叠加数字网络认知的新交往模式,构成了以网络媒介中的团购“团长”和小区各楼栋中的“楼长”为意见领袖的“小区数字群”社会行动网络,并做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社区人群全覆盖。小区微信群有着社区认同与数字群落的双重意义。媒介网络在人与社区中起着沟通“联结”作用,邻里关系中的情感重构值得探讨。


长春市健康教育中心宣传促进科科长徐力代表吉林长春的抗疫志愿者参加了本次论坛。在长春抗疫的近50天里,他始终奋战在抗疫的一线,进入闭环管理,负责封控楼阳性单元、复工复产、返乡农民工、弱势群体的核酸采样、扫码工作。在论坛上,他介绍了长春从3月11日按下暂停键之后的防控局势的发展、抗疫的部署和治理策略,及长春目前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后,社区志愿者、居民的基本生活状况,回答了上海与会代表的相关疑问。


吉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姜明副教授指出,关于重建“联结”的表征与影响,长春与上海有所区别。此轮疫情防控过程中,长春市民的邻里关系有所增进,但感知度没有上海高。一是吉沪两地基于地域文化形成的邻里关系,在初始紧密度上有所不同,导致民众对增量存在感知差异。二是两地社群团购规模不同,居民间互动程度亦有所差异。防控期间,长春的基层指挥系统包括街道、社区(居委)、网格长等在生活物资流转方面发挥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创新沟通——因“联结”而实现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李晓静教授认为,“上海疫情让人们感觉到人类在疫情之下能够重新‘联结’在一起,更凸显了新闻传播学科和我们选取的研究对象的价值。这是疫情对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正向影响。”她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展开阐释。微观层面,她关注“线上交往”的沟通交流渠道,对人类幸福感及对今后传播学研究的影响。其次,她强调社会组织单元的有关研究,应成为今后的重要研究方向。第三,媒介在社会动员中的作用应该更加被重视。如新兴主流媒体在建构政府和上海基层组织形象上的作用值得研究者关注。


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方师师副研究员东华大学人文学院赵高辉教授重点以“联结”的相对概念进行了解读。方师师认为:“重新联结”预示着之前存在“断连”,疫情期间不仅有地理空间上的“物理隔断”,还有虚拟在线的“社交断连”。特别地,社交网络模糊了新闻与娱乐的界限,“光速传播”在真相和谣言之间制造了空档,被情绪感染的公众受商业策划和智能传播驱动,意见的“边缘社群”崛起并持续分化,“重新联结”非常必要。但“众声喧哗”可能是打破被垄断和制造出的“合用真相”的必要方式;我们需要一种基于认同的公共知识来重启网络交往。


赵高辉指出,以小区团购形成的新地缘社群带来了网络社群联结的丰盈,以段子、互文为特征产生了碎片认知。与此相对的是意见领袖与民众,政府、媒体传播与民众信息需求之间联结的断裂。在信息过载层面,因社群联结丰盈造成信息冗余,因联结断裂引发信息饥渴带来信息消费过载;在谣言层面,联结丰盈造成谣言“感染率”高、因联结断裂而缺少真实权威信息进行免疫,使谣言“毒性”增加、联结增多带来充分移情造成人人自危,导致人人都是“易感人群”。这为信息疫情治理提出了更多挑战。


武汉的学者对武汉疫情期间的独特人际关系也进行了分享。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吴世文副教授指出,日常生活中的联结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在疫情中的“联结”,首先有应急因素,也有文化和心理因素。而社交媒体的联结,背后可能有功能主义导向,它的核心是情感共鸣和理解。对于疫情中的虚假信息应该把握以下三点:第一,在社交媒体时代的矫正是否具有在地属性。第二,伪信息的出现与信息跟物质和能量可兑换性有关,在疫情期间,这种可兑换性的链条被打碎。第三,有必要进一步探索不确定性知识,并反思疫情相关知识的生产。从健康传播的角度看,疫情后整个社会心理的转变,可能需要更多的健康干预行动。此外,从历史和叙事角度看,疫情记忆和疫情叙事值得关注。


集体韧性——因“联结”而变强  

本次会议中,多位学者针对建立公共危机的风险沟通机制提出倡议。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牟怡长聘副教授指出,上海疫情这样一个黑天鹅事件,已经远远超出健康传播或者公共卫生管理的单一学科的研究范畴。我们需要反思,作为新闻传播学科,如何能超越源于欧美的健康传播理论框架,服务当下的中国抗疫治理。这次危机给健康传播的中国本土化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她同时指出,本次疫情体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背景——中国民间力量和行政力量的此消彼长。抗疫初期的民间力量的积极介入,给上海行政力量留出了足够的一个反应时间,但抗疫中后期的社会救助的复杂性,往往是民间力量难以承担的,因此更需要行政力量的介入。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许静教授强调,“非典”之后,我国各级政府建立了以“一案三制”为重点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但其中仍缺乏真正的风险沟通机制。所谓风险,并不仅是“灾害”,而是包含“灾害发生的可能性”,不同主体的风险意识是有差异的。例如,临床医生关注疾病死亡风险,疾控人员关注疫情传播风险,还有人关注疫情所造成的经济风险、社会保障和管理风险以及法律风险等等。风险沟通机制目标是缩小风险的认知差距,争取最大共识,动员全社会团结抗疫。我们应在现有政府新闻发布、应急科普和舆论引导等措施基础上,形成更全面有效的风险沟通机制。


来自武汉的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严利华副教授从人际关系联结和应急管理的角度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她指出,“疫情改变了人际联结的程度和状态,社交媒介在社区的传播中打破了传统的壁垒,构建出新型的邻里关系。”她认为危机沟通工作也是政府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既要考虑沟通机制的高效通畅,还要兼顾涉及多个主体的责任边界。同时,要探寻事件本体危机和传播危机、舆情危机之间的内在关联。她还倡议,新闻传播学者要关注突发事件中受到伤害的个体和群体,主动参与政府的政策咨询和建言,多为弱势群体发声。


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陈静茜副教授认为,新闻传播学科学者,应该凝聚社群,发挥更大潜能,积极参与到重大公共事件的政策研究和治理实践中。第一,可与其他学科研究者合力开展有关工作。其次,应着力建设“面向公众的公共沟通机制”,向公众在日常生活中就开展“润物细无声”的持续性健康沟通,为突发危机的风险沟通做好日常积累。第三,寻找学科成果转化的最短实施半径,主动担负起学术成果向社会转化应用的使命和责任。可以共同撰写疫情防控和风险沟通的专家共识,制定相关操作化的手册,主动向媒体发声,推动健康传播有关标准的制定。


负重前行——“联结”学术同仁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涛甫教授在会议总结发言中指出:本次会议汇集了北京、上海、长春、武汉四个城市的新闻传播学专家,关注目前国内正在发生的疫情中的人、社区与媒介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在这样一个重大疫情中,媒介的重要性凸显,新闻传播学科处于治理需求的“震中地带”,应当和其它学科有一个整体性“联结”。其次,除了主流媒体发挥作用外,新媒体在本次疫情中表现出高度的无序化,或者说呈现出了“信息的无政府主义”,因此,要特别关注失序的社交媒体信息传播带来的“信息疫情”问题。最后,在当前断裂的社会环境中,我们迫切需要建立共识,包括知识共识和价值共识的联结,而新闻传播学科,包括健康传播、公共传播等,就应当思考如何建立知识的秩序感,以及如何在知识共识和价值共识这两个方面做出一些尝试。


在“防疫情、稳经济、保发展”的前提下,新闻传播学科研究者及媒体从业者还需协力前行,彰显共同体的智慧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