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之下 落实G20共识面临五大难点

沈建光 |瑞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客座教授

刚刚落幕的杭州G20峰会，给予了首次出任主席国的中国一次操练全球领导力的难得机遇。在全球加强政策协调、创新增长方式、建设更高效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促进更强劲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展等方面，峰会达成了多项“杭州共识”，是中国推动下的应对当下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和政治风险上升的药方，体现了中国在国际上领导力与话语权的提升。

然而，尽管G20峰会达成了诸多共识，但在现实执行当中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在未来全球经济前景更加复杂与多变的局面下，如何做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的“避免清谈，付诸行动”呢？笔者认为，有以下五大难点需要特别关注：

一是美欧领导人面临选举的不确定性；二是逆全球化与孤立主义思潮崛起；三是加大财政支出并非易事；四是结构性改革说易行难；五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干扰。

适当性制度是投资者进入资本市场第1道防线

李迅雷|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兼职导师

证监会9日发布《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下称《办法》），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办法》针对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中的实际问题，通过47条规定构建了一系列“看得见、抓得着”的制度安排。

与以往相对零散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相比，《办法》主要的制度创新和亮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建立了统一而又分层的投资者分类制度。第二，突出了对普通投资者的特别保护，要求向投资者提供有针对性的产品及差别化服务，明确普通投资者在信息告知、风险警示、适当性匹配等方面享有特别保护。第三，强化经营机构的适当性义务。第四，确立了层层把关、严控风险的产品分级机制。

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构筑的是投资者进入资本市场的第一道防线。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健全并得到有效落实的适当性制度，就不会有成熟的经营机构和投资者，也不会有稳定健康的资本市场。

发展制造业必须依靠科技和创新

林采宜|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兼职导师

去产能只是供给侧改革的一部分，意思是要推陈，但供给侧改革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出新。过剩的、落后的产能要淘汰，同时创新力量要跟上。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就在于两种力量的赛跑，去产能的速度和创新力量增长的赛跑。所以说，供给侧改革还需要扶持高科技产业新兴产业的发展，而扶持这块又需要两个，一个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另外一个是融资体系。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重器，一定是要有制造业这个脊梁的存在，制造业升级换代必须要靠科技和创新，这就是我们供给侧改革的另一面。在出新这一块，政府应该继续加强力度。

正在进行“沪伦通”相关准备工作

马骏|中国人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校友

央行首席经济学家马骏透露，目前正在进行“沪伦通”相关准备工作，如果有具体操作上的困难，人民银行及其他监管部门会通力合作继续推动。已经推行的“沪港通”主要是沪港股票市场交易的互联互通，对于债券市场的联通并没有单独的机制安排。对于“沪伦通”是否也会开放债券市场的互联互通，马骏称，还在探讨过程中。

马骏表示：最近人民银行已经宣布开放了境内的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的机构投资者可以买卖银行间市场的债券，但在具体的操作安排方面还要做不少改进，使得流量能够增加，更有效地引导更多的境外资金进入境内的人民币债券市场。

从一开始的中英货币互换规模的扩大，到人民币债券在伦交所发行，再到未来开通的“沪伦通”，中英两国的金融和经济贸易合作不断加强。

普惠金融的精髓是民众公平地获得金融服务

李扬|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复旦大学校友 

普惠金融是一种新的理念和新的制度，也是整个金融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意味着在平等的基础上以商业可持续性为原则，以风险可控为前提，以成本可负担为基础的一种面向所有大众的金融活动。如果是这样的话，实际上它会涉及到一系列体制机制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设立一两个新的机构、开设一两个新的品种。在这种新体制机制下，所有的普罗大众都能够在公平的基础上获得应有的金融服务，这是普惠金融的精髓。

如今在中国发展普惠金融有了更加紧迫的意义。从需要来看，经济发展到今天，经济增长已经不是最重要的，经济结果的公平性上升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的地位。而且，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有了发展普惠金融的可能。首先是移动互联技术，然后是大数据、云计算，还有非常细密的数值计算方法。有了这三个利器，所有的成本问题、信用问题、风险可控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迄今为止，全世界普惠金融发展规模最大、最迅速也最稳妥、风险最可控的可能还是基于互联网的一些金融，比如手机银行。中国的移动互联虽然世界领先，但是移动互联网和金融是分割开的。所以，对于中国来说，所有的事情都在于基础设施，基础设施的改变需要理念的改变，理念的改变还要推进体制机制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