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困境解读

袁志刚 | 复旦大学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袁志刚教授认为中国经济从过去三十几年的高速增长慢慢步入新常态，其重要原因在于人口和结构性问题、储蓄和资本形成以及全球化背景。中国经济在今年不仅是长期趋势性因素在发生变化，决定短期波动的总需求也在发生变化，比如外需、投资和中国的消费需求。

需求变化中最重要的是投资的变化，实体经济投资的问题较大。另外一个因素是全球经济状况也不理想。当今世界的经济危机问题，其本质还是马克思说的收入分配问题，在全球化所形成的收入分配的基础上，形成的全球总需求吸纳不了全球总供给，存在全球产能过剩的现象。当前的现状是全球化出现了停滞，去年全球贸易基本没有增长，全球的资本流动的数额很大，但是，新投资项目不多，更多的是并购项目，不是新的生产能力的增加。

绿色金融将为企业带来新的商机

马骏 | 中国人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复旦大学校友

马骏表示，绿色金融体系的建立将提高绿色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和融资可获得性，同时降低污染型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和融资可获得性，进而扭转投资结构，并将为企业和金融机构带来新的机遇。

马骏表示，我国当下污染型的产业结构源于污染型的投资结构，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缺乏鼓励绿色投资的激励机制。

相较于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可解决期限错配，提升中长期信贷投放能力，是适合中长期、有稳定现金流的绿色项目的融资模式。

马骏说，绿色产业包含了清洁能源、节能技术、环保技术等高科技的成分，绿色金融也是金融业内有高增长潜力的一个版块。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将为包括创新企业在内的许多企业和金融机构创造新的商机。

中国高铁“走出去”应提质增效

陈建奇 |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所世界经济室副主任

中国高铁“走出去”的有利环境没有变，但其面临的挑战却难以回避。与多国的合作中都出现了波动。

首先，中国高铁海外项目合作应注重政治、经济、社会等多层面的综合评估，创造稳定的合作环境。高铁项目投资大、回报时期长，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等各层面的波动都可能构成意外冲击，有些国家的大选或者宏观政策大幅调整都可能构成较大的影响，因而，必须进行深入的项目合作评估，不应片面追求合同的签约数量，而且注重在各方面综合评估的基础上，通过法律等手段达成保障项目合同落地的契约，提升高铁海外项目合作的成功率。

其次，注重创新提升，切实提高中国高铁的全球竞争力。中国高铁技术是引进消化吸收，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创新的结果，虽然某些方面的技术处于世界前沿，但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正加快推动高铁技术的创新研究，未来高铁在速度、性能等方面都有可能继续取得突破。这个现实倒逼中国高铁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尤其是创新国有企业体制机制，推动中铁、中车等集团合作创新，推动高铁技术的持续进步，由此保障中国高铁在全球的高质量水平。

最后，继续加大国家对高铁的政策支持，将高铁纳入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通过外交等方面推动高铁“走出去”，切实提升高铁的品牌影响力。

未来中国应更加重视从政策层面支持高铁的海外项目，尤其是打造高铁的品牌效应，确立高铁在全球竞争力的有利地位。

契约理论助力理解现代经济运营模式

孙立坚| 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契约是建立一种制度，用法律来保障所有人的付出都得到相应的回报，是建立在市场分工带来人们对项目了解有壁垒、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

在现实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时刻存在着社会分工所带来的委托代理关系，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契约（制度）保障环境，人们都无法抵御人为的道德风险行为所造成的社会信赖基础破裂、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债务人故意违约、金融危机爆发的灾难，就无法解释为何当今很多国家货币政策的宽松，并没有降低实体经济运行的成本，反而却因为委托代理关系的恶化所造成的金融资产泡沫的膨胀而被推高的乱象。因此，和纯粹盲目的宏观大力度调控相比，尽快完善缓解委托代理矛盾的制度体系，所起到的解决危机后遗症和防范新一轮资产泡沫从而尽快推动实体经济复苏的预期效果会好很多，而且这样的制度设计可能是真正的对症下药。

契约理论可以应用在法律制度的完善上，一个好的法律制度是人人都愿意遵守的；在遵守法律的基础上，不能完全认为人都是好的，同时要提防一些人通过专业知识来犯罪，当今很多人愿意犯罪是因为代价太低，这是道德风险行为，契约理论坚决打击这个行为。利用契约理论所建立的制度要奖惩分明：一要鼓励参与，因为如果设计的惩罚制度太高，金融家就不愿意服务；二要激励相容，如果代理人能切实为你服务，那他们能得到回报，但是如果他们敢滥用信任，对其的惩罚是让其血本无归，从而真正解决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

地方政府供给侧改革要辩证处理加减法

滕泰 | 万博兄弟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原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复旦校友

滕泰表示，许多省市从“去产能”入手，抓住重点任务，给供给侧改革“破题”，但在辩证处理加减法上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去产能和培育新供给、新动能是同向并肩而行的两条河流，只有两条河流合二为一，才意味着供给侧改革真正见到一定成效。

但如果某些省市在贯彻落实供给侧改革方案中，只是片面强调‘去产能’和‘去库存’，而不知道如何培育新供给、新动能，就变成了只做减法，不做加法，势必对经济稳定产生负面影响。

滕泰举出了一些改革工作中表现较好的地方，上海、深圳、北京中关村在培育创新环境和补制度短板等方面都很有特色。还有一些省份，比如四川在强调‘三去一降一补’作为重点任务的同时，还提出了‘一提一创一培’在培育新供给、新动能方面也想在了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