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酝酿中的“人工智能芯片出口管制规则”（下称“BIS规则”）与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管理局（ITA）于3月16日推出的“美国人工智能出口计划”（下称“ITA计划”），在性质与逻辑上属于两条并行但不同的政策路径，而非同一框架的不同阶段。

根据彭博社等媒体于3月5日披露的信息，BIS曾酝酿推出一套以算力规模为核心的人工智能芯片出口管制框架。尽管该方案尚未正式发布即被撤回，但其制度设计所体现的政策取向，仍为观察美国人工智能出口治理思路提供了重要参照。

从泄露内容来看，这一BIS草案拟以采购规模为标准，将全球算力需求划分为不同层级。其中，第一层级针对小规模采购，出货量红线可能设定在1000枚英伟达GB300 GPU（或同等算力芯片）以下。表面上看，这似乎为中小企业和科研机构留出了一定的豁免空间。，但在美国《出口管理条例》（EAR）体系下，所谓“豁免”可能附带严格的合规前提。

首先，“豁免”极有可能以“许可例外”（License Exception）的形式落地。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可以随意购买，而是必须满足一系列严苛的前置条件。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发布的行业指南提到，出口商和最终用户必须完成极度详尽的“了解你的客户”（KYC）尽职调查。这包括但不限于：证明客户在2022年10月之前已有相关业务记录（防止空壳公司）、确认资金来源、核实最终受益人是否与D:5组国家（即中国等被禁运国）有任何关联。

其次，对于这1000枚芯片的使用，美方可能会要求实施全生命周期的监控。2025年5月，美国参众两院先后提出版本几乎一致的《芯片安全法案》（Chip Security Act）草案就要求在受管制芯片中嵌入位置验证模块，以防止芯片被转运至敏感地区。若该机制成为获得许可例外的前提条件，则意味着即便是欧洲或亚洲的科研机构，只要使用相关芯片，其服务器部署位置和运行状态理论上都处于美国监管体系的可追踪范围之内。一旦相关设备偏离授权用途或地点，企业可能面临豁免资格取消，并触发《通用禁令10》（General Prohibition 10，GP10）下的连带责任。

GP10并非针对某一特定领域或特定时间的专项禁令，而是一项范围极广、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的通用性法规。只要相关主体“明知或有理由知道”，某项与受美国《出口管理条例》（EAR）管辖物品（如受管制芯片）相关的违规行为已经发生、即将发生，或是有人意图实施违规行为，就禁止其参与该物品的任何交易。简单来说，一旦触发GP10，无论是芯片的使用方、服务方，都可能面临美国政府的执法制裁，包括高额罚款、业务限制甚至刑事处罚。从制度设计上看，这一层级的管控看似降低了小额芯片交易的门槛，实则是将全球分散的底层算力需求，主动纳入美国的全方位监管网络之中。

当采购规模突破1000枚，进入构建中型算力集群的阶段时，项目在申请出口许可之前必须获得美国政府的预先批准。这一环节的设计很可能借鉴了此前美国实施长臂管辖常用的“经验证最终用户”（VEU）机制。在传统的VEU机制下，企业通过合规审查获得信任，从而提升其供应链的稳定性与效率。但在BIS规则下，这种审查变成了一种单向的透明度要求。申请企业必须披露极其敏感的商业信息，包括数据中心的具体用途、商业模式、算力租赁对象（客户名单），甚至是底层模型的算法架构。

更为激进的是“最终用途检查”（End-Use Check,EUC）常态化。EUC是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为落实出口管制政策而实施的一项重要监管措施，主要用于核实受美国《出口管理条例》（EAR）管辖的物项（包括硬件、软件和技术）的最终用户、最终用途及流向是否符合美国的出口管制要求。鉴于此，美国商务部有权派遣官员进入位于他国领土的数据中心，核查服务器的物理部署、查阅运行日志，以确保算力未被用于军事目的或转租给中国实体。

这种要求直接挑战了东道国的司法主权和数据安全。对于那些试图建立主权人工智能的欧洲或东南亚国家而言，这意味着他们的数字基础设施在物理上虽然位于本国，但在管理权限上却成为了美国的“飞地”。例如，英国公司NScale计划向微软提供20万块GB300 GPU的算力，但在BIS规则下，NScale在欧洲部署的每一个节点都需经过华盛顿的审视。这种机制实际上赋予了美国商务部对全球云服务市场（IaaS）的生杀大权企业若拒绝披露客户信息，就难以获得芯片供应；而一旦披露，则可能失去商业机密和客户信任。

BIS规则金字塔的顶端是针对单一主体超过20万枚GB300芯片的超级算力项目。这一量级的算力足以训练当今最先进的基础模型，是通往通用人工智能（AGI）的入场券。针对这一级别的管控，美国图穷匕见，将技术问题彻底政治化。据报道，美国批准此类出口的前提是双重条件：一是东道国政府必须介入并作出严格的安全承诺；二是对美国人工智能产业进行所谓的“匹配投资”（Matching Investment）。

这一条款的设计灵感直接源于美国与阿联酋、沙特此前达成的协议。2025年，为了获得约3.5万颗英伟达芯片，阿联酋不仅在安全合规上全盘接受美国条件（包括剥离华为设备），更承诺在未来十年向美国能源和人工智能项目投资约1.4万亿美元。BIS规则试图将这一“中东模式”推广到全球。

2025年11月，美国商务部批准了销往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两家公司的至多3.5万颗英伟达Blackwell芯片。

图源：路透社

“匹配投资”像是一种新型的朝贡体系。各国如果想要建设自己的顶级算力中心，就必须向美国缴纳巨额的“保护费”，将资金回流到美国的科技生态中。这不仅巩固了美国在资本层面的优势，更通过深度绑定，使得其他国家的人工智能发展在经济利益上与美国锁定。

此外，对于20万枚级别的项目，安全承诺不仅仅是一纸空文，还包括被迫向美方开放核心机密。这种极端的不对等要求促使盟友和伙伴国在数字主权与先进算力之间做单选题。实际上，美国正通过规则设计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守门人”：决定哪些国家、哪些企业可以进入高端算力体系。

综上，这套三级分层审查制构建了一个严密的控制闭环：底层通过技术手段监控流向，中层通过合规审查掌握商业机密，顶层通过政治捆绑吸纳全球资本。美国试图以此重塑全球分工——美国负责设计芯片、制定规则、收取租金，而世界其他国家只能在美国允许的范围内，以美国规定的方式，使用美国制造的算力。

然而，该草案一经曝光就引发资本市场负面反应，英伟达和AMD等芯片企业股价一度明显下跌，且媒体报道白宫内部博弈激烈。据悉，联邦政府多个部门正在就细节提出修改意见。Axios援引一位白宫官员的话说，商务部版本的规则“既没有完全体现特朗普总统关于出口管制的立场，也没有充分体现政府推动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出口的战略方向”。特朗普团队正在研究新的配套措施，以扩大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在全球市场，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力。另一名政府官员则表示，目前的方案仍只是“非常非常早期的构想”，任何最终政策都将与白宫整体的人工智能行动计划保持一致。

2026年3月5日下午，彭博社报道引发华尔街巨震，英伟达股价下挫1.7%，AMD跌2%。

图源：金融时报

战略界也不乏批评声音。拜登政府前国家安全官员、现任华盛顿智库进步研究所（IFP）的赛义夫·汗（Saif Khan）认同BIS规则草案确实有助于防止技术扩散，但其许可范围过于宽泛，“政府可能更多是把这些管控措施作为与盟友谈判的筹码，而不仅仅是出于安全考虑”。

面对外界的“恐慌”，商务部在声明中重申了前任政府的防扩散规则会扼杀产业竞争力，称“我们不会这样做。该规则负担沉重、越权行事，且后果严重。”

当地时间3月13日，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OMB）更新了网站状态，显示针对该规定的跨部门审查程序已经结束，该措施已被撤回，未提供其他细节。尽管其未能进入实施环节，但围绕算力分级、全流程监管以及投资绑定等核心思路，仍为理解美国后续人工智能出口政策的调整方向提供了重要线索。

与胎死腹中的BIS规则草案不同，ITA于2026年3月16日推出的ITA计划对促进技术出口的表态更开明，直接以推动美国人工智能技术体系对外输出为目标，强调扩大产业影响力。

根据ITA公告，自2026年4月1日起连续90天，产业联盟可提交“全栈人工智能出口方案”，涵盖优化计算硬件、数据中心存储、模型开发、网络安全以及行业应用等完整技术链条。商务部将联盟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具备完整技术栈能力、能够持续提供全球部署方案的“预设型联盟”；另一类是围绕具体项目临时组建、服务特定交易场景的“按需型联盟”。“美国能否继续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取决于我们能否将人工智能技术出口到世界各地的盟友，”美国商务部负责国际贸易的副部长威廉·金米特（William Kimmitt）表示。“我们将继续集中资源，以最有效的方式落实总统的出口指令，并助力美国的人工智能创新者和从业人员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

其中，预设型联盟被要求覆盖从底层硬件到上层应用的全部能力，并能够持续输出可落地的解决方案。这实际上是在打造一批由政府背书的“国家队”级人工智能出口主体。一旦入选，其方案将成为美国对外提供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与服务的标准化产品，人工智能出口将从企业间的零散交易升级为宏观的整体输出。对于购买方而言，这种模式显著降低了决策复杂度，买方的采购对象不再是单一厂商，而是经美国政府认证的整套技术体系。

相比之下，按需型联盟则提供了灵活补充。其围绕特定项目进行模块化组合，只需覆盖必要技术环节，使中小企业也能够参与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这种长期主力与机动补充结合的设计体现出美国在出口战略上的层次化布局。而所有联盟均需经过商务部长与国务卿、能源部长等多部门联合遴选，也进一步凸显该机制已被提升至国家安全与外交工具的高度。

图表为笔者自制

BIS规则草案与ITA计划的推出一张一弛，侧面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内部的博弈与战略调整。本届政府将兼顾安全与产业收益作为人工智能出口管制的核心思路，以交易思维强化美国的全球技术主导地位。

首先，从监管方式来看，政策重心正在由普遍设防转向灵活配置。此前BIS规则草案尝试以算力规模为核心指标，通过分级门槛对全球项目实施统一审查，希望建立一套具有普适性的许可体系。而ITA计划则不再强调对所有交易逐案管控，而是通过筛选产业联盟、推动“全栈方案”输出，将监管嵌入到合作结构之中。这意味着，美国不再试图覆盖每一个具体项目，而是优先塑造一批可控的技术供给主体，从而间接影响全球算力基础设施的布局。

其次，在战略目标层面，政策取向呈现出由防控风险向拓展利益的延伸趋势。特朗普政府受到白宫人工智能与加密货币政策主管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等硅谷投资人背景官员的影响，摒弃了拜登政府程序繁琐、层级复杂的防扩散思路，将目标调整为在坚持国家安全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强化美国人工智能产业的领导力，并通过科技实力为国民争取最大的利益。这类官员通常主张通过扩大技术输出规模，提升美国技术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使用广度，巩固以CUDA为代表的软件生态优势，从而在长期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

再次，从政策工具上看，技术与资本联动的特征愈发明显。尽管BIS规则草案中的“匹配投资”等安排未正式落地，但类似思路在现实政策讨论中仍持续存在，即通过将技术准入与投资、市场开放等条件相结合，实现更深层次的利益绑定。这类机制的潜在效果有助于使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超脱技术部署问题，同时也嵌入到更广泛的经济与产业合作框架之中。

最后，本届政府的人工智能出口管制政策在执行层面有微调空间。2026年1月15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发布最新的对华芯片出口许可审查政策，明确将英伟达的H200、AMD的MI325X等先进人工智能芯片的对华出口许可审查标准从此前的 “推定拒绝”（presumption of denial）调整为 “逐案审查”（case-by-case review），但附加多项前置条件，试图在维持限制的同时，保留美国企业的市场空间。

人工智能政策与战略研究所（IAPS）的麦克斯韦·罗伯茨（Maxwell Roberts）表示，由于BIS难以有效监控芯片在竞争对手的使用和流向，特朗普政府允许在满足苛刻条件（如非军用、50%销量限制、第三方测试）下出口先进人工智能芯片出口可能显著提升竞争对手算力储备，加速其军事现代化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同时削弱美国产品的全球市场份额。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的珍妮特·伊根（Janet Egan）和詹姆斯·桑德斯（James Sanders）则批评特朗普政府让步过大。如果政府允许出口所有根据BIS规则新增的可出口芯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技术差距。

如图为算力在BIS规则许可范围内的芯片。

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BIS）在2026年初调整了出口许可审查政策，对某些市售先进计算产品出口至中国大陆和澳门的最终用户采取个案审批制。要符合新的许可政策，芯片的总处理性能必须低于21000，总DRAM带宽必须低于6500 GB/s。

图源：人工智能政策与战略研究所（IAPS）

由此观之，特朗普政府试图在打压全球竞争者芯片制造企业和维持本国芯片制造企业出口利益之间寻找平衡：彻底切断供应可能会推动全球竞争者加速本土国产替代，而通过控制供应规模与性能上限，将其长期锁定在技术跟随者的位置，或许是一种更具成本效益的竞争方式。

当然，从谨慎封堵到灵活放开的政策转型并非一帆风顺，华盛顿内部正经历着激烈的拉锯战。

一方面，以国会众议员吉姆·班克斯（Jim Banks）、拉贾·克里希纳穆尔蒂（Raja Krishnamoorthi）等人为代表的“安全鹰派”主张更严厉的立法封锁。“GAIN AI法案”（Guaranteeing Access and Innovation for 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即《保障国家人工智能获取与创新法案》）要求芯片企业在美国国内需求未满足之前，禁止向外国实体出口总计算性能（TPP）超过4800的高端人工智能芯片，并试图将限制写入年度国防授权法案（NDAA），要求“优先保障美国本土买家”；《2025年对华先进芯片出口管制法案》（No Advanced Chips for the CCP Act of 2025）（草案）更是要求国会参与对个别国家芯片出口（双重批准机制）。这类保护主义做法重蹈了拜登时期覆辙，一旦立法，将剥夺行政部门的灵活性。

另一方面，白宫和商务部则代表了产业界的实利派立场。特朗普、大卫·萨克斯等人倾向于维持政策的弹性。半导体行业协会（SIA）也强烈反对国会鹰派《芯片安全法案》中不切实际的技术追踪要求。

从这一角度看，已被撤回的BIS规则草案可以被视为不同政策取向的一次交汇尝试：这种出口管制尺度既保留了行政部门在审批中的灵活空间，又回应了安全关切对监管强度的要求。然而，在市场反应与政策协调压力之下，该方案未能继续推进，转而由更具产业导向的ITA计划承接政策出口路径。

总体而言，当前美国人工智能出口政策尚处于动态调整阶段。一方面，政府持续探索通过制度设计强化技术优势的外溢能力；另一方面，也在不断修正管制强度与市场活力之间的平衡。随着BIS规则草案的撤回与ITA计划的推进并行，美国在全球人工智能体系中的角色，正从单一的规则约束者，逐步转向规则塑造与技术输出并重的综合参与者，而这一转变仍将在多重政策压力之下继续演化。

美国的长臂管辖正在引发一场全球范围内的“猫鼠游戏”，不仅催生了庞大的灰色产业链，更加剧了全球数字主权的撕裂。

尽管美国试图借助《通用禁令10》（GP10）、实体清单以及拟议中的《芯片安全法案》堵住所有漏洞，但在巨大的市场需求与利润驱动下，供应链边缘的“游击战”依然层出不穷。近年来，东南亚逐渐成为这场科技博弈的前沿地带。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凭借成熟的电子制造与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成为绕开出口限制的重要中转节点。例如，外媒报道Megaspeed等企业通过在马来西亚子公司采购芯片并部署数据中心，再将算力远程租赁给外国客户，形成算力离岸、服务在岸的商业模式，从而在美国出口规则的灰色地带实现套利。

Megaspeed成立于2023年。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这家新兴企业已成长为英伟达芯片在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单一采购方之一。

图源：纽约时报

面对这种局面，美国的应对手段正在向无限追责演变。BIS发布的《行业指南》列出了多达11项“红旗警示”，要求企业对客户进行特工级别的背景调查。更为激进的《芯片安全法案》甚至提出在硬件层面植入位置追踪固件。然而，这类技术监控在实践中面临巨大困难：即便能够验证芯片物理位置，也难以阻止通过云端远程访问算力。只要芯片仍在海外数据中心运行，借助虚拟专用网络（VPN）和复杂路由，算力的跨境流动几乎无法被彻底物理切断。

美国人工智能出口管制政策的动向对盟友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同样深远：对于欧洲、日韩等盟友而言，这类政策使其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上不得不接受美方的规则约束，削弱其数字主权的自主性；对于全球南方国家而言，这一框架可能会加剧其在全球人工智能产业链中的依附地位，难以获取平等的技术发展资源。

特朗普政府酝酿的全球人工智能算力分级审查制是美国面对自身相对衰落焦虑的产物。它试图通过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政治权力和经济租金，来强行固化单极霸权。这一政策或许能在短期内延缓竞争对手的步伐，并为美国攫取巨额的经济利益。

然而，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将迫使世界人工智能发展进一步分割成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封闭体系和一个被迫独立发展的非美体系。对于美国而言，当它开始利用“守门人”的权力向全世界收取过路费时，它也就失去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的道德高地，并最终可能因为扼杀了全球创新的多样性而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