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格局加速演进的当下，围绕技术发展的主导逻辑，国际社会已逐步形成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治理路径。对于数量众多、发展阶段各异、同时又普遍处于制度转型与产业升级关键期的中等收入国家而言，如何在技术发展、产业升级、社会治理与公共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已成为人工智能治理讨论中的重要议题。

加拿大全球创新治理中心（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CIGI）于2026年3月发布的这篇政策简报提出，中等收入国家可以探索一条不同于既有路径的“第四条道路”——以“亲社会人工智能”为核心导向，超越追求市场效率或监管合规的治理目标，转向更加注重人的能力提升、社会整体福祉与地球健康的综合性治理框架。作者指出，中等收入国家既不像最贫穷国家那样受制于极端能力的短缺，也不像部分发达国家那样深受既有制度与基础设施路径依赖影响，因此反而在技术与制度的关系层面具备实现“跨越式”重塑的独特优势。

文章在批判性梳理当前几种主流人工智能治理模式的基础上，也进一步提出了较具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包括设立亲社会创新基金、培育区域学习网络、重塑激励结构、推动技术与人文的双重素养建设、建立亲社会人工智能评估框架，以及将环境再生性原则嵌入发展战略之中等。对于正在思考如何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与治理中争取主动性的“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本文提供了一种兼具规范性与实践性的政策想象。

需要指出的是，原文作者对中国人工智能治理模式的概括是片面的，未能充分理解其理念内核与制度特征。事实上，中国人工智能治理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基本理念，强调在促进创新发展的同时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和人民福祉，核心在于推动人工智能更好服务社会整体发展，而非沦为资本逻辑或技术扩张的单向工具，这与文中所提出的“亲社会人工智能”的治理目标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中国立足本国发展阶段与制度条件，探索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既有模式的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路径，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坚持制度自主、回应本土需求、以人民福祉为导向推进技术治理方面，提供了具有现实意义的参考。

以下译文仅代表原文作者的个人观点与分析立场。详细内容请参阅文末原文链接。

摘要

作者

文章要点总结（来源：CIGI原文）

当今全球关于人类技术未来的讨论，基本在几种熟悉的两极之间摇摆：硅谷式的市场驱动技术乐观主义、布鲁塞尔式的全面监管框架，以及其他由政府发挥更强统筹作用的发展型治理模式。然而，这几条道路都无法充分服务于生活在这些范式之外的65亿人口。未来不会只在这些中心被塑造，它同样将在新德里、巴西利亚、雅加达和内罗毕等“全球南方”城市中成形。

中等收入国家占据着一个极其特殊的位置。它们既没有陷于极端贫困，也没有被发达国家沉重的制度遗产牢牢锁定。正因为如此，这类国家尤其有可能率先走出一条真正“亲社会”（prosocial）的新路——一条以人为本、以地球为本、以人的潜能发展为本的道路。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全球108个中等收入国家——包括中低收入与中高收入国家——承载着全球约75%的人口，创造了约40%的全球经济产出。

这些国家的一个突出优势在于人口结构。许多中等收入国家都拥有大量年轻人口，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年龄中位数不足25岁。所谓“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s），也就是劳动年龄人口相对扩大的窗口期，意味着巨大的发展潜力。未来十年中，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将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不仅是人口数量上的增加，更是一座可能重塑全球发展轨迹的人力资源库——前提是，这些潜力能够被引导到富有成效、也更具尊严的发展路径上。

但与此同时，多数中等收入国家也正面临世界银行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随着工资上升，它们在制造业出口上的竞争力下降；而在高附加值产业中，又尚未建立足够竞争力。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处于中位数水平的中等收入国家，其人均收入长期不足美国的十分之一。过去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开采和技术引进实现发展的传统路径，正在因地缘政治紧张、人口老龄化和气候转型压力而不断收窄。

中等收入国家面临增长放缓和发展路径受限的情况

（来源：世界银行《2024世界发展报告：中等收入陷阱》）

以美国大型平台企业为代表的市场驱动模式，核心目标是规模、速度和股东价值最大化。当收入依赖用户停留时长与精准广告投放时，平台在结构上就会被推向“最能快速吸引注意力”的内容，即便其社会成本最终由整个社会承担。实践中，这种机制往往会奖励“有冲击力但无责任感”的创新：它在增长指标上表现亮眼，却把社会与环境代价外部化。

相关研究显示（Vosoughi, Roy and Aral 2018），虚假信息往往比真实信息传播得更快、更远、更广，尤其在政治议题上更是如此，因为人们更倾向于分享新奇、富有情绪冲击的内容。与此同时，带有道德情绪色彩的表达，例如带有愤怒情绪的话语，也更容易在社交网络中被转发和扩散，从而加剧群体极化（Brady et al. 2017）。换言之，如此这般强调最大化参与度的平台逻辑，易于造就一种从极化和快速扩散中获利的数字环境。少数企业因此变得极其富有，但社会却要承受不平等加剧、心理健康恶化等后果。

欧洲式监管治理则更重视法律保障，《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与《人工智能法案》（AI Act）等都强调消费者保护、伦理标准和基于风险的监管方法。这一框架也为巴西等国家构建自身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供了参照。但问题在于，这一路径有时更擅长“约束风险”，却不一定足够善于“激励创新”。本为保护富裕国家的公民而设计的规则，在中等收入国家语境下，可能会使得市场准入门槛被抬高，使既得利益者持续受益，而让新兴创新者处于不利地位。对那些仍在建设基础设施、努力减贫的国家而言，仅合规成本本身，就足以压垮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巴西的路径可能相对更温和，在欧洲治理路径的基础上为创新保留了一定空间。

另外一些由政府进行有力统筹、强调顶层设计与战略协调的人工智能治理路径，虽然能够依靠制度组织能力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宏观经济增长方面有亮眼表现，但其经验同样具有自身的局限性，例如可能不利于创新能力的提升等。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当前的几条主流治理路径都没有真正把技术激励机制与其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完全的匹配。目前的奖励体系，更倾向于庆祝GDP的增长，而非福祉的改善；更重视短期季度利润，而非长期可持续性；更鼓励个人的成绩，而非集体的繁荣。金融市场经常奖励那些将环境成本外部化、强调价值攫取而非价值创造的企业；税制在很多地方偏向资本而非劳动，偏向继承而非创新，偏向投机而非生产性投资；教育体系则常常更重视筛选和排名，而不是充分发展人的潜能。倘若“全球南方”国家只是继承这些错位激励，那么它们很可能会把原有体系的失灵进一步复制和放大，从而错失从一开始就把体系设计得更好的机会。

“全球南方”的中等收入国家拥有率先探索不同路径的独特条件。与那些受困于制度遗产和政治僵局的富裕国家相比，它们有更强的灵活性去跨越陈旧的设施和制度；与最贫穷国家相比，它们又具备足够的制度能力和人力资本去进行实验。这种组合，形成了系统理论中所谓的“邻近可能”（adjacent possible）空间：即从现有条件出发，现实中可以迈出的下一步创新空间。换言之，这些国家有机会构造出富裕国家或贫困国家都未必能轻易达到的新体系。

需要看到的是，中等收入国家并不是一张白纸。到2025年初，研究已识别出约2500家分布在10个中等收入国家、与本地需求相适配、以自然语言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的企业（ibid.）。一些国家，如巴西、哥伦比亚、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已拥有一定政策框架，本土创业者也在持续创新。这意味着，它们完全可以在既有基础上，朝更有意识的“亲社会”发展方向推进。

作者认为，这里的关键在于重新理解人工智能。当前主流思路通常将人工智能视作一种商业产品，强调市场效率和股东回报；而“第四条道路”则要求把人工智能重新界定为一种影响社会福祉的关键因素，让人工智能系统以促进人的能力发展和地球健康为目标。这也正是“亲社会人工智能”的核心。

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数字公共基础设施

（来源：世界银行《数字公共基础设施与发展：世界银行集团方法》）

作者进一步指出，亲社会人工智能应体现于多个维度：在个人层面，通过个性化行动调试以改善服务；在社区层面，把资源和服务延伸到服务不足的人群；在社会层面，为更具包容性的公共政策提供支撑；在地球层面，推动环境可持续发展。这种多层次、系统性的思路，正是“第四条道路”的重要特征。

同样重要的是，亲社会人工智能承认一个基本事实：技术本身会反映人类价值。我们不能指望由不具备相关价值取向的人所设计、部署和使用的技术，自动体现出这些价值。换句话说，输入什么价值，就会输出什么结果。因此，“第四条道路”不仅要求技术系统转型，也要求制度与社会价值同步转型。

数字公共基础设施作为公共数字“底座”的基本结构

（来源：世界银行《数字公共基础设施与发展：世界银行集团方法》）

各国政府应建立专门的融资机制，并可考虑通过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或世界银行等区域或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来管理，以确保透明公开、有效治理与问责落实。此类基金不应只看财务回报，而应优先支持那些从创立之初就嵌入亲社会价值，并能在人的福祉、环境可持续性和能力提升方面产生可衡量结果的项目。

与传统风险投资偏好快速扩张、快速退出的逻辑不同，这类基金更应提供“耐心资本”（patient capital），让相关的创新能够按照社区需要充分发展。评估标准也应包括：是否与目标受益者共同设计，是否有公平分配收益的方案，是否建立了超越利润指标的问责机制。对于规模有限、单一国家难以形成AI产业规模效应的情况，可以由区域性组织统一管理，并促进国家间的协作和分工。

中等收入国家应建立正式的信息共享与协作机制，可由联合国机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区域开发银行或东南亚国家联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等区域合作框架加以协调。这些网络应成为跨学科、跨部门、跨代际的安全交流空间，使政策制定者、研究者和实践者都能够坦诚分享成功与失败经验。

在此基础上，各国还可以开展联合研究，共同开发适合区域需求的人工智能系统和技术，建立共享测试框架，以形成规模效应，并确保技术符合亲社会的标准。更重要的是，这类合作有助于推动“南南合作”，使中等收入国家不必总是通过传统“南北关系”去寻找发展模板。

（来源：Meet the AI data center, Runtime）

国家和区域层面的政策制定者，应超越碎片化的治理，把目光转向更深层次的激励体系重构。例如，可以通过更具累进性的税制为全民基本公共服务融资，而不压制创业活力；可以通过碳定价机制，让清洁能源在经济上更具吸引力；可以通过政府采购政策，把公共购买力导向那些符合社会和环境标准的企业；还可以通过数字基础设施设计，优先保障隐私与自主。

作者指出，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许多经济解决方案在技术上可行，但在实施上会遭遇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因此，真正打破困局，需要新的政治生态，也需要在气候、经济或技术危机中把握改革的窗口期。

所谓“双重素养（double literacy）”，指的是既具备技术领域的能力，又具备将技术用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文理解。教育、医疗与治理体系都应明确促进“人的充分发展”的目标，而不是机械复制其他国家的模式。大学课程应围绕系统思维和可持续性进行重构，为学生参与亲社会创新做准备；医疗体系则应把重点放在全民可及的预防与基层医疗，而不是把资源过度集中于城市的单种设施。

同时，治理制度也需要法治、公平竞争和战略性的公共投资，但这些设计必须适配于与富裕国家历史经验不同的发展语境。创新生态不会自发出现，它需要有意识的设计与长期投入。作者认为，中等收入国家同时具备这种改革的紧迫性与基本能力。

各国或各区域层面的机构，应建立一套针对人工智能系统的亲社会评估框架。它可以是类似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标准的认证体系，也可以是一种相关技术部署前的审查机制，具体形式可根据国家能力与偏好灵活确定。作者还提出，可以推动形成一个被广泛采用的“亲社会人工智能指数（Prosocial AI Index）”，一方面用于判断技术是否真正服务于发展优先事项和脆弱群体，另一方面也能引导企业重新理解人工智能的价值方向。

具体评估内容可以包括伦理审计、边缘情境压力测试，以及对人类福祉和环境健康影响的系统测量；认证机制则能激励开发者主动把亲社会结果作为优先事项；透明度规则还应要求披露训练数据来源、算法决策过程，以及按不同人口群体拆分的性能指标。这样，中等收入国家不仅能更好地做好本国人工智能治理，也有机会在负责任人工智能治理领域形成国际影响力。

（来源：SuperAnnotate）

各国政府应重新设计经济评价体系与结构，不再仅用消费和GDP衡量经济是否繁荣，而要建立能够同时追踪能力拓展与福祉改善的综合指标体系。政策激励应促使企业创造高质量就业，投资劳动者发展，增强社区韧性。

事实上，“全球南方”中已有一些国家开始探索以福祉为导向的预算设计、更加注重利益相关者导向的资本配置方式，以及更为完善、也更具规模化潜力的社会企业框架。作者建议，各国可在关键领域试点全民基本服务，以证明满足全民基本需求并不会削弱经济活力，反而可能增强它。经济政策的目标，应是扩展人们“能够做什么、能够成为什么”的空间，而不只是最大化总产出。

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来源：Human-centricity in AI governance: A systemic approach, Frontier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作者最后强调，环境可持续性不应被视为经济增长的束缚，而应在制度设计之初就被嵌入发展逻辑之中，形成一种具有“再生性意图（regenerative intent）”的政策框架。今天仍在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的国家，完全可以跳过高碳阶段，直接发展清洁技术制造、保护自然资本，并在更大尺度上促进地球健康。

虽然这种转型确实存在成本，但气候变化与资源约束也恰恰提供了推动深层制度改革的机会。土地政策应以生态保护和修复为优先，产业政策应偏向循环经济，基础设施投资应强化而不是破坏自然系统。若能把环境可持续性塑造为竞争优势，而非监管负担，中等收入国家便有可能同时吸引投资并增强韧性。

要让“第四条道路”从理念走向现实，就必须建立具体的制度架构。作者提出了几个方向：

首先，制度协调。区域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可以在融资协调、技术支持、项目评估等方面发挥中立性作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电信联盟等机构也可参与政策指导和知识共享。

其次，灵活治理。考虑到各国能力和优先事项不同，治理框架应采取多层级设计：安全、隐私、伦理底线等可以通过较广泛的全球标准来规范，而更深入的整合则可以在区域集团内部推进。

再次，精简实施。作者并不主张为此建立一整套全新官僚体系，而是建议依托现有制度，把亲社会评估标准纳入开发性金融流程，把人工智能治理融入现有贸易与投资框架，并利用既有研究网络进行知识共享。

最后，重新定义评估机制。一个政策是否成功，不应只看GDP，而应同时考察教育和医疗可及性、环境质量、收入分配和主观福祉等指标。只有持续评估并根据证据动态调整，政策才能逐渐成熟。

政府部门可信人工智能治理框架（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人工智能治理：政府部门的实践框架》）

作者最后指出，这项工作需要勇气、同情、创造力和判断力。勇气，是挑战现有体系中既得利益者的优势地位；同情，是正视真实的人类需求与期待；创造力，是愿意试验新的制度和技术模型，哪怕其中一些会失败；判断力，则意味着把长期福祉置于短期增长指标之上，并认识到“第四条道路”所需要的不只是新技术，更是新制度与新价值。

中等收入国家当然面临真实的约束，它们资源有限，地缘政治压力沉重，制度能力并不完备。但它们同样也拥有真实的优势：灵活性、紧迫感、人口潜力，以及从他国经验中吸取教训的自由。亲社会的未来，往往始于那些愿意尝试新事物的地方：它们通过创新者网络的交流不断成长，并可以在政治领导者、企业、教育者和公民围绕共同价值与可衡量结果形成共识时，逐步扩大影响。

归根到底，生活在全球主流几种人工智能治理路径之外的数十亿人，不应被迫只能在企业主导、异地设计的监管框架或其他外部输入模式之间被动选择。他们应当拥有一条建立在自身价值、服务自身愿景之上的“第四条道路”。而中等收入国家，正有可能成为这条道路的开创者。未来并非预先写定，它将由今天的选择所塑造；而“第四条道路”提供的，正是一种以更开放的眼光面对既有失败、以更坚定的意志追求可能未来的选择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