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季度和4月份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仍存在短期下行的压力。地方政府及企业界对中央政府出台“强刺激”政策有了更多期待。而经济学界看空言论再次在国内外媒体上盛行。

5月13日，经济学家许小年在某个企业界俱乐部发言，被整理成文《2014年的持续性衰退刚刚开始》。文章认为：中国经济是一种结构性失衡带来的持续性衰退，靠宏观政策是无法解决的。还批判了去年中下旬的政策调控，是4万亿2.0，只能短期拉升需求。他预言，今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将出现第三次探底，而且会比去年上半年更差。

许小年认为的结构失衡是指，需求方投资需求和消费的失衡，及产能过剩与国内购买力缺乏之间的失衡。跟许小年一样持看空观点的经济学者，不在少数。

另外一派学者，比如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近日就表示，政府“微刺激”政策，符合发展要求。他还指出，中国经济仍运行在合理区间，没有出轨。

如何理解当下的经济走势，以及中央政府的调控思路？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张军，属于中国经济的谨慎乐观派，他对克强经济学一直有细致入微的观察，并多次发文对中国经济“投资过大，消费过少”的结构失衡论提出过质疑。观察者网于17号电话采访了在南京出席论坛的张军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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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增长比复苏更重要

观察者网：对中国经济的形势判断，以及“刺激政策”出台与否，目前舆论界争议很大。你是怎么判断的？

张军：我认为，现在的情况稳增长比复苏更重要，复苏就是反弹。中国经济增幅近几年一直是放缓，从2008年前的两位数增幅，到现在逼近7%，甚至还有滑出7%的风险。那么到底要不要实施常规的拉动总需求的手段，或者叫经济刺激？这个大家是有争议的。

主要存在两种看法：有些人认为，经济放缓已经接近容忍的底线，政府应该出手了；有些人觉得现在经济结构矛盾突出，出台刺激政策，只能让事情更糟。

这两个看法都基于一个假设，中国经济能够反弹，或者是认为政府有能力把经济拉起来，实现V字形反弹，让经济止跌回升。

我能体会到政府的用意，现阶段的中国经济，稳增长是主要任务，政府不希望出台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实现V字形反弹。这是目前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中央政府的基本思路。如果是这样，这种争议意义就不大了。

要不要实施大规模的刺激呢？本来这就不是李克强政府现任要做的事情，他在多种场合承诺，以及多位财经高官都统一表态：除非经济增幅滑出底线，否则不太会出台常规的拉动需求的经济刺激政策。这种情况下，政府有一些微调的政策，被称为“微刺激”，比如小微企业减税、棚户区改造、铁路建设、降低县域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等等。

现阶段，只要不滑出底线，经济增幅能保持在7-7.5%内，就降低了出台大规模刺激政策的概率。这是目前政府的一个基本思路，我最近在FT的文章里把这个思路叫做“李克强的平衡术”。意思就是说，在短期的经济增长和金融风险之间，通过微调实现一个平衡。不能搞大规模刺激，大规模刺激金融风险太大；也不能完全袖手旁观，如果袖手旁观总需求下降得太厉害，也会出现风险：比如房地产存量、地方政府债务，都无法消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前不久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述了目前中央政府面临的两难：不能靠刺激把经济拉上去，也不能让经济下去得太快，要体会到“稳增长”三个字的难度。只要能稳住，就是胜利。

稳增长的目的是为了赢得时间，用两三年时间，把4万亿留下的后遗症化解掉：债务问题逐步消解，房地产过多的存量得到消化。现在一些地方的房地产价格已经开始下调，地方政府也已经有了松动政策的冲动。让市场慢慢消化，这样不至于崩盘，这对政府来说就是个好消息。既能稳增长，又能将这些问题在两三年之间化解掉。

剩下的问题就是个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的问题。因为在李克强总理看来，新的投资机会还主要要靠结构调整和改革来释放。

观察者网：许小年等人认为的结构调整指的是，投资占GDP比例过大，而消费不足，你一直在质疑这样的观点。那么你讲的结构调整是指什么？

张军：我讲的结构调整有所不同，比如，从产业来讲，上游产业产能过剩，我们用2-3年该重组的重组，该关的关，淘汰过剩产能，使之与市场需求吻合。政府重点要做的是，政府从政策上、金融上支持和推动新兴产业的成长，包括新能源、环保、生产型的服务业，包括制造业领域的那些附加值高的产业，政府需要有战略性眼光，支持这些产业的扩张。

我们的产业升级提了很多年。产业升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产业内升级。比如钢铁产能过剩很厉害，我们都是粗钢产能为主，精细钢产能是不足的。这本身就是结构问题，政策上要激励，促进产业本身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产品转移。

观察者网：许小年认为，政府支持新兴行业有失败案例，比如光伏。产业升级一定要靠政府吗，还是不要干预，让企业自己去完成？

张军：政府激励产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很简单，政府对政策的制定越细，越容易失败，政策应尽量保持中性，不要干预市场的选择。产业升级，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政府引导，比如在税收，金融上当然会有些优惠政策。因此，产业政策我指的是激励性政策，不是干预性政策，这两个要分开。干预性政策有替代市场的动机，风险比较大，激励性的政策，是尊重市场，但有因势利导的激励。总体来说，在新兴的市场经济里，产业自动升级的现象较少发生。

接着前面的，第二是产业间的升级，很多产业本身有生命周期，目前的很多产业本身处于向下走的阶段，更多产业资本要出来，寻找新的投资机会。那么有没有可能让更多的产业资本，进入新兴的领域。现在很多做实体经济的企业家都面临这个寻求新的进入领域的问题。

问题是，现在这些产业资本进入新领域投资的渠道不畅通。这跟市场结构有关系，比如该产业国有企业的市场势力和影响大，非国有的资本进入比较困难。

这也是稳增长赢得时间之后需要改革的一个方面，帮助和促进产业间的升级，让资本寻找新投资机会的通道更加畅通。简单讲，实体经济里民营资本比较多，要让他们能够比较容易的进入一些新的领域，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很好的方向，也是国企改革的一个很好的方向。混合所有制也就是在沿着这样的思路走，以前国有控股、国有主导的行业，要邀请非国有资本进来合伙。

产业内和产业间的升级，是稳增长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这是未来经济增长新投资机会的来源。

因为现在面临着产业过剩，一旦投资机会出现困局，没有新一轮的投资机会，潜在增长率就会下来。所以先要稳住，争取时间重点推动结构调整，体制改革，最终目的是产生新的投资机会。

观察者网：上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也是通过一系列改革，中国经济才走上快速发展轨道的。

张军：这跟1998-2003的经济萧条情况不太一样。那时候经济出现了一段时期的萧条，2003年之后恢复到快速增长的轨道，当时不是靠改革，是靠运气。而现在要靠改革寻找新的投资机会。

运气好，是因为当时出现了两个新的投资机会：一是房地产。为什么房地产能成为摆脱萧条的根源？原因是当时我们的人均住房面积很小，很多人从福利分房转移到市场化的阶段，房地产市场有很大的扩张空间。现在市场化程度很高，人均住房面积很高了，房地产相关的领域已经没有什么投资机会了。

另外一个是加入世贸，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的红利，中国制造品出口，开始全面进入欧美发达国家市场。这不是靠改革，是机遇。当时欧美发达国家正处在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时期，加上出口降低了关税，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

所以，目前的情况，新一轮的投资机会的出现，要靠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我理解，这才是目前李克强政府的基本思路。现在一些领域的供求失衡，需要时间来化解，不能大规模刺激增长，要稳增长，赢得两三年时间，加快调整改革，三五年之后，更多投资机会就会出现。而且，新一轮投资机会也将带动城市化，而城市化也带来持续的投资机会的出现。

城市化在未来会越来越重要，因为城市化首先跟产业升级有关，跟改革有关。现在的城市化，不考虑其他，光造房子肯定不现实；放开户口让更多的人进入大城市来，也不行，因为这需要投资机会，需要就业机会。如果产业升级能够顺利推进，改革解决体制上的一系列障碍就相对比较容易。城镇化我相信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总需求，无论投资还是消费的重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