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在很多人看来是互联网巨头的交流大会，但在不少学者看来，它更是一个中外政府互联网安全的对话峰会。参与这一大会的除了互联网巨头，还有政府官员，其中不可或缺的，是高校智库的成员，复旦大学的智库学者就在这场对话交流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记者还获悉，由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推动筹备的金砖国家高校联盟已有24所高校参与，明年教育部长联席会议也将于3月举行，这不仅将形成金砖国家之间人才和科技的合作，还将带动其他国家研究体系的联合。

由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当国家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时，高校智库也开始转型——不再是传统上各类调研报告的“生产商”，更多地承担了大国对话平台以及通过民间交流推广中国文化的重任。

“旋转门”制度，推动智库的工作更接地气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有两名青年学者刚刚结束在国家社会保障机构挂职的经历，研究院平台的彭希哲教授课题组成为了上海市人口发展改革研究中心，年轻的博士后王磊刚刚成为金砖国家外贸部长工作会议联络组的成员……自从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这一高校智库平台成立以来，就开始实行“旋转门”制度。所谓“旋转门”制度，就是让高校智库的学者定期进入政策制订的决策机构挂职，了解政策制订情况，再将政策制订的需求与学术研究相结合。

之所以会有这一做法，是因为“不少高校智库脱胎于原先高校中的研究中心，常常是一支笔一张纸就开始生产各类调查报告了。但原先的高校研究中心一些专家的咨询报告不接地气，无法适应决策需求”，这是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执行副主任沈国麟的评价。原因很简单，高校教师平时要花大量时间在学术研究上，但学术研究和决策咨询的思路有很大的差异，政策思维和学术思维又有很大的差异，大多数高校教师没有在决策部门工作过，不了解政府、社会和企业的实际运作情况，写出来的东西常常“大而空”，没有实际的作用。

复旦大学智库从成立开始就设立了“旋转门制度”，不仅学者必须到决策部门工作，还将这扇旋转门开放给海外的学者或机构，让学者参与国际组织的决策机构工作，或者让海外学者参与国内的重大课题研究。国内智库的学者在这一过程中，不再只局限于书桌前的研究，更多地将学术与政府事务和政策结合起来，而与海外学者的合作交流，则使得学者更具国际视野。“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研究才可能是面向未来的、前瞻性的研究。”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负责人张怡说。

比如复旦大学智库的重要部分之一——彭希哲教授领衔的上海市人口发展改革研究中心，就汇聚了复旦还有海外学者以及来自政府部门的学者。目前这一中心在前期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承担了国家重大项目，从基础科研角度研究如何应对老龄社会。这一投资1800万的课题并不是为了眼下即将出台政策，而是聚焦于未来10年20年后的上海，将如何解决老龄化社会的挑战。

高校到国外设立中心形成大国对话机制

金砖银行去年落户上海，这是金砖国家中的一件大事，而此前的传言一直是印度将成为金砖国家银行的落户地。最终结果除了中国政府的努力以外，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还有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正是这一中心率先进行了金砖国家贸易便利化研究，提出了推进金砖国家向一体化大市场迈进的建议。这些建议得到了商务部和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中方秘书处的采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高校智库现在成为了大国对话的平台之一，甚至成为了第二、第三轨道的外交平台。”复旦大学副校长林尚立教授告诉记者。

目前，复旦大学的高校智库在美国、欧洲的大学内都建立了研究平台，定期组织论坛，这些论坛现在不仅是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平台，更是全球知名智库乃至政府之间的交流平台。

现在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平台下的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孙立坚教授课题组与欧洲ZEW指数机构形成了密切的合作。ZEW指数机构不仅是德国政府的智库，同时还是欧盟央行的智库支持者。孙立坚教授课题组将中国的经济指数也纳入ZEW体系，每个月都发布相关指数。“ZEW指数和现在统计局发布的指数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统计局发布的指数建立在历史数据基础上，而ZEW指数是中国一线金融机构的领导者，根据自己研究团队和自己的研究，在复旦大学的标准化调查中反映出来，再通过德国ZEW机构处理后，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未来经济的趋势。”孙立坚教授在接受采访时称，这种前瞻性的数据，和统计局的数据形成对照，现在成为经济学界包括政府部门的重要数据指标。

此前复旦大学已经在美国、欧洲、大洋洲分别建立了三个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加州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是首家由中国的大学在海外投资成立的海外中国研究中心，而且是和相关智库联系在一起的。复旦在欧洲的研究中心借助北欧研究中心辐射到北欧四个国家，二十多所高校。今年年底，复旦大学还将在南美洲建立第四个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复旦大学还和巴西的瓦加斯基金会——全球排名第25的大型智库互相设立了常设代表，明年将在复旦和巴西各自建立一个中国巴西研究中心。

12月1日，由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编制的《全球思想版图》正式面世，这一调查报告囊括了全球各国知名智库对于国家政策制定的研究和影响的案例，其中包括美国兰德公司的报告《网络犯罪工具和偷窃数据的市场》，它影响了美国的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政策改革。美国研究学会《地方教育质量提高的举措及其结果的描述性研究报告》使得加州政府获得了美国联邦“力争上游：早期教育的挑战”资助项目，用来开发加州学前教育的质量评级和促进系统。

通过新型智库建设形成高等教育突破口

在高校之间和高校内部，智库也成为整合各个学科力量的协同创新平台。最近包括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在内的全国九所高校成立了高校数据交换联盟，秘书处设在复旦大学。未来这些高校将整合所有的研究数据，并在研究领域共享。

智库在高校内部来说，也是一个整合各个学科力量的协同创新平台，复旦大学的发展研究院就已经成了整合的智库平台，除了人文社会科学类的学者以外，还有自然科学，包括环境保护、材料科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专家。

更重要的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批海外的高级专家，来国内参与相关课题。而海外中心也设立了一些课题，通过这些中国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寻找相关学者。“在这样的过程中，每一个参与课题的海外学者都成为一个中国文化的辐射点。让更多的学者和知识界了解中国，并且通过这样的方式培养出一批真正的汉学家。”在林尚立看来，“智库并非几个人集中在一起做调查写报告，而是需要一套全新的制度，确保智库能够起到所应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