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3月26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确认，因为伊朗战争的缘故，其原定3月31日的访华行程将推迟至5月14日至15日。此次访问恰逢美国对华关税政策遭最高法院裁定无效、伊朗战事持续消耗美国军事资源的敏感节点，对美国而言谈判的筹码有所削减。目前，多方预判本次访问可能会带来更稳定可预期的贸易协议、重开双边领馆以及加强双方人文交流等成果。

在2025年10月30日中美元首峰会之后，特朗普就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多次放风称自己将在2026年的4月访问中国，2026年初，美国媒体进一步放出具体日期的消息，称访问将定于3月31日至4月2日。而中国官方也一直回应称双方就元首会面一直保持着相关沟通。

2月28日，美国与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中东局势骤然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特朗普的外交日程也因此变动。

据路透社报道，3月16日特朗普首次提出将访华的日程可能会推迟，称中国应该帮助疏通海峡，不然等他访华之际再解决“就太晚了”。 而正当媒体将之解读为特朗普在以推迟访问作为要挟之际，远在巴黎参与贸易谈判的贝森特立马对媒体澄清“峰会如果被推迟只可能是后勤原因”，特朗普只是因为在战时状态下不愿离开美国，特朗普本人也在3月17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肯定了这一点，并表示会推迟访问“大约一个月”。

3月26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自己的访华日期将定在5月14日至15日，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Karoline Leavitt）随后也向媒体确认。莱维特在发布会上表示，中方“理解”特朗普因军事行动需要留在国内的请求。

特朗普在访华这一最重要的外交日程上的反复，凸显了其在外交政策上的不稳定性与对地缘热点问题的预期出现偏差。但另一方面，访问的推迟也给了双方更多的准备时间和转圜余地。据《南华早报》2月底的报道，由于特朗普本人在外交上蔑视程序、注重个人直觉且不愿意授权，前期双方在峰会的准备上一直有所不足，美国方面对一些成果提案的回复速度缓慢到令人失望。在特朗普宣布访问可能延期之后，《南华早报》的另一篇报道指出，中美双方都认为这次延期可以厘清尚未达成一致的细节，尤其是在贸易谈判上。

对于美国来说，伊朗局势的变化让美方在中美峰会中多了许多压力。一方面，伊朗战争已进入第二个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中断对全球石油供应链造成冲击，这让本就有中期选举压力的特朗普政府更加焦虑，特朗普更加迫切地需要与中国达成一个可以作为其外交政绩的协议，来为中期选举造势；另一方面，战争对军事资源的消耗意味着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出现空窗期。随着在海湾地区萨德和爱国者的飞速消耗，美军已经开始将部分韩国的萨德系统拆卸重新部署到中东——而后者原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制衡中国的重要棋子。

伊朗的局势并不是特朗普在峰会前夕面临的唯一麻烦：最高法院对他的“对等关税”的合法性的否认让他失去了更多的贸易谈判杠杆。

今年2月，保守派占据多数的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征收的所有关税无效，这一裁决被法律界视为对总统贸易权力的一次重大收缩。特朗普政府随即在3月1日调整策略，改为依据《1974年贸易法》的122条款对全球征收统一的10%关税，作为“对等关税”的替代，同时宣布对多国开启301贸易调查。但是，无论是122条款还是301调查，都难以真正替代IEEPA的国家紧急状态关税：前者有15%的上限和150天的期限，后者要走漫长的调查流程。两者都让特朗普没法随心所欲地使用关税作为贸易谈判的杠杆，正因此，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分析指出，这一关税重置“削弱了特朗普在中国谈判中的筹码”。

与此同时，彼得森研究所的数据显示，中美双边贸易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层变化——美方进口来源正在多元化，美国2025年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预计讲缩减至2020亿美元，创下二十多年的最低值。虽然这在特朗普政府的评估中意味着政策的成效，但同时也意味着，即便关税仍在执行，其作为对中国谈判杠杆的效力也在减弱。

虽然峰会的推迟意味着变数，但如前文所言，更多的准备时间也可以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对此，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教授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发文表示，台湾问题、经贸领域议题、美国对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的打压以及双方共建人文交流工作机制在此次访华议程之内。

首先是在全世界都关注的经贸问题上。在10月30日两国元首釜山峰会之前，中美高层在吉隆坡开展了一轮卓有成效的贸易谈判，达成了将关税继续延期、出口管制措施延期一年和取消10%的所谓“芬太尼”关税等一系列成果，为之后元首的会晤奠定了良好的基调。因此，3月中旬中美双方在巴黎的新一轮会晤，也可以视作峰会成果的一个前瞻。

目前双方尚未发表联合声明，也未发布正式的成果文件。路透社在第一天的会谈后报道称，双方讨论了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包括家禽、牛肉和大豆等），尤其是每年采购2500万吨大豆一事，双方仍保持着积极态度。路透社还进一步报道称双方考虑建立一个“ 贸易委员会”，用以探讨中美双方在不损害国家安全和供应链稳定性的前提下如何平衡双边贸易。

关于贸易委员会的讨论反映了美国2026年以来的一个政策倾向，即“管理式贸易”（managed trade），在2026年初，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提交的一份报告中将“由两国领导人协商安排双边贸易”以使其更加“公平、平衡和可预测”作为中美贸易议程的主基调。如果一个委员会在这个框架下成立，中美双方的贸易会更加地动态，在政策上也会看到更多的可确定性、提高透明度，对于稳定全球市场的预期而言，无疑是有利的。

除此之外，释放友善的政治信号并促进人员往来也是可能的成果。美国巴克内尔大学教授朱志群在《外交官》杂志上撰文预测称，中美可能在峰会后重开成都和休斯顿的总领馆，作为一种和谈态势，中国也可以考虑对美国游客实行30天的旅游免签——2026年初英国首相斯塔莫加拿大总理卡尼访问中国之后，中国都先后给了两国这一待遇，相对应的，美国也可以鼓励更多中国游客和留学生赴美，加强民间交流。

如果双方能达成这些成果，那对中美关系来说当然是一个积极的信号，然而，更深层的一个结构性问题在于：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政府是否有能力落实这些友好的成果？

虽然特朗普本人和其内阁一直以交易式的心态在管理中美关系，也更愿意和中国进行务实层面的交流，但美国官僚系统和国会的对华强硬立场自2025年以来并没有随着特朗普的上台而消退，更多的只是在被其压制。

2025年的两个很直观的例子可以反应这一点：第一个例子是美国商务部BIS的强硬派在2025年9月底的中美关系缓和之际制定了所谓的“实体清单50%穿透规则”（即把实体清单上的公司的控股50%的子公司自动纳入实体清单，预计可能影响数万家企业）；第二个例子则是在特朗普2025年11月松口要放宽人工智能芯片对中国的出口之后，国会马上开始推进对AI芯片出口的相关立法，试图将对华AI芯片出口的权力从BIS收回国会。

从这两个例子反映出来的美国的结构性问题是：即使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愿意采取务实的对华政策，这些政策受制于执行的官僚机构和强硬的国会立法，很可能最终落地大打折扣，从而给中美关系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更何况，特朗普本身就是一个多变的决策者，很容易受到身边顾问的影响而进行180度的态度转变。

吴心伯教授在布鲁金斯发文中认为，特朗普此次访华可视为今年元首外交的“前半程”，其意义在于为2026年中美关系确立总体基调，而非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因此， 即使中美可以在本次峰会中达成成果，对特朗普政府的后续政策，仍然需要“听其言，观其行”，才能以不变应对万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