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30日，第45期RICE-CCES沙龙“2025中国经济何‘为’”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714会议室举行，讲座由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RICE）、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联合主办。经济学院陈钊、罗长远、王永钦、刘志阔、许志伟、张晏、章奇、奚锡灿、章逸然多位专家学者出席讲座，共同展望2025年中国经济如何“破局”，讲座由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晏副教授主持。

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经济学院罗长远教授从国际经济环境的视角分享了四个观点。其一，对于国际经济环境，相较于外部环境的变化，需要更关注自身的不确定性。从数据上看，美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经济趋于稳定，增长率和通胀率较为理想，而中国则面临增长承压和通胀偏离目标的挑战。其二，关于国际贸易环境，美国仍然是最大的压力来源，中美之间的贸易基本面短期不会改变。由于中国仍然是美国最大的逆差来源，特朗普上任后旧有套路很可能会继续。其三，全球供应链重组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之间“边界感”的重塑和回归，不需要对这种变化过于敏感，贸易和投资经历一定收缩也是必然的。在此背景下，国际投资趋势预计有多个方面的显著变化，直航性的、在中国的、供应链中心之间的、促进贸易的投资会有所减少，而“转机”的、围绕中国的、补链性质的、取代贸易的投资则有所增加。如果中国企业“出海”有助于“补链”，那么是符合多方利益且可持续的。在外资外贸收缩的背景下，不必单纯追求外资外贸的规模，而应更注重贸易谈判的实质性进展，包括拓宽与欧盟、美国、日本和韩国的谈判空间。其四，外资外贸的大环境也面临转机，在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中国与欧盟、日本、印度之间的双边关系均有改善的可能性。在这些研判的基础上，罗老师认为中国经济短期内面临挑战，但中长期均有乐观的展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许志伟教授分享了对国内宏观数据的几点洞察。从居民部门的数据看，居民的储蓄意愿一直在上升，而消费者的信心走弱并持续处于低位。时间序列上储蓄和消费的这些特征，背后的原因既在于对未来的不乐观预期带来的预防性储蓄，也是由于过往加杠杆行为所积压的债务使得居民需要“先还债”，数据上居民的按揭贷款余额也在持续缩减。家庭端的这种行为倾向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作为优质资产的按揭贷款规模缩减使得银行面临冲击，房地产的需求也受到较大抑制。而从企业端的数据来看，投资面临下滑的压力，价格水平的下降可能引致多方面的负面影响。价格水平走低使得企业收益和市场信心下降，企业产能利用率也会下降。而由于产能利用率不足，企业的投资意愿也不足，进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也难以刺激企业投资，反而可能带来其他问题，因此当前的货币政策强调适度宽松。最后，从银行部门的数据来看，中期借贷便利（MLF）的下降表明，银行本身也缺乏主动需求流动性供给给实体经济的积极性，小微企业贷款的总量和银行的收益率也在下降。银行部门存在分层现象，大银行相对平稳，而中小银行由于更高比例的小微普惠业务，随着风险增加面临业绩和风险的双重压力。许老师最后强调，当面临结构性的问题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注重运用结构性的货币政策的同时，也需充分关注中小银行的风险问题。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绿庭新兴金融业态研究中心主任王永钦老师从债务角度深入剖析了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结构性成因。他指出，自2012年以来，债务问题逐渐对经济增长形成了抑制作用。具体来看，国有银行在中央要求下大量放贷，同时又因担忧违约风险而提高了对抵押品的要求，导致信贷资源过度集中在国有企业和房地产部门，从而引发了信贷错配和房价泡沫的形成。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企业和家庭部门的债务迅速扩张。然而，当房价下行时，债务积压和违约风险显现。由于缺乏个人破产制度，家庭部门财富遭遇缩水，并产生负面的溢出效应，导致消费需求（C）不足。与此同时，企业投资（I）和地方政府支出（G）需求也不振，从而加大了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使得中国经济增长更加依赖出口。基于这些分析，王老师强调，中国的债务问题不同于拉丁美洲的外债危机，本质上是一种互相交织的内债问题。他建议可以借鉴1990年代的经验，通过“大手笔”的债务减免、重组或债转股等方式，提升地方政府、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净值”，激活内需，推动经济发展。此外，他还指出，目前房地产仍具有作为普遍抵押品的重要地位，在找到替代的抵押品之前，应首先稳定房地产市场，以防止存量债务违约、信用创造失灵，甚至陷入“流动性陷阱”。最后，王老师提出了应对通缩风险的策略。他建议通过增加国债、将地方债置换为国债等措施，借助增发国债这一安全资产，稳住地方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为中国的改革争取时间。王老师强调，必须通过法治和产权改革，建立以未来现金流作为抵押的金融体系，才能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刘志阔教授围绕财政政策提出了系统性思考，指出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在于提高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而非简单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或增加赤字。他强调，面对财政收入增长乏力、税收下降的现实，仅依靠赤字扩张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更需要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政策设计，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实际效用。刘老师提出，财政托底政策应从传统的地区维度转向以人为核心，更加精准地支持低收入群体。他建议，结合个税、社保和扶贫政策，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精准转移支付，直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这种以人为本的托底方式不仅能够更有效地改善收入分配，还能在稳定社会预期的同时提升整体经济活力。在政策路径上，他强调需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通过科学调整财政资源配置，优先支持增长潜力较高的领域与群体，从而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和效益。通过完善社保和税制改革，推动资金更有效地流向需要帮助的居民部门，减少资源浪费，真正实现“托底”的政策目标。刘老师特别指出，优化财政政策结构的关键在于稳住社会预期，增强政策的精准性和包容性。通过以人为本的财政托底和制度性保障，不仅可以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还能为社会的长期稳定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章奇副教授指出了讨论中国经济时应当明确的几个要点。第一，要认识到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是长期持续存在的。通缩、债务等问题其实一直被研究界和政策界持续提及，历史上很多重要的改革实际上也一直在应对这些结构性问题。并且，改善经济前景也不能忽视外部环境的变化。如今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正体现了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问题显现的叠加效应。第二，对于政府来说，解决短期问题的很多举措是必要的，要积极出手去做。例如中央政府用国债置换地方债的方式积极化债，不仅是一个经济效率上的技术性问题，也是一种责任体现。过去的增长模式下，财政分权作为增长动力，地方政府承担了大部分的事权和支出，但分税制下央地之间的收入分享使得地方政府的收入难以完全满足其需求和职能的发挥，因而中央有责任帮助地方政府解决地方债务负担。第三，尽管如此，也应当认识到中央化债手段的实际效果未必足够理想，中央政府如果无条件地接手地方债务，也会有一定的压力，且很可能无法解决新增地方债务的问题。最后，作为一个替代性解决方案，章老师提出可以考虑把债务置换和推进市场化改革挂钩，鼓励地方的要素市场交易引入市场化机制，在化解地方政府债务的同时推进要素市场化。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奚锡灿副教授从全球主流民意和情绪变化的角度，分享了他对2025年的展望。奚老师认为，虽然宏观经济走势不符合大家的期望，但各国主流民意的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公共政策变化，让他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近期我们可以观察到，与前几年相比，经济因素（例如通胀、就业等问题）在各国的公共议题中重新占据了核心位置，主流民意由情绪化向理性回归，向逻辑回归。由这个变化所驱动，不少国家的公共政策由“唱高调”向“过日子”回归，重新强调成本和收益的比较。这意味着经济学可以在公共政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经济学强调的正是理性和逻辑，以及成本和收益的分析。他还指出，在讨论川普第二任期的影响时，我们不能仅仅着眼于美国贸易政策的变化，还需要多关注美国国内经济政策的变化，尤其是川普和共和党对于“去管制”的坚定态度。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章逸然助理教授分享了政策变化影响医药企业创新的生动案例。近期的第十批药品集采，中标的药物价格降幅平均达到七成，高于之前数批集采的降幅。集采的结果似乎并未在公司股价上得到积极反馈。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虽然政策的制定是基于降低药价、缓解养老金及社保压力的目的，但相应的配套存在问题。例如，2016年通过的一致性评价规定，要求仿制药的生物等效性与原研药一致，但疗效还会因为制备工艺存在差距，这导致原研药和仿制药在定价上还是天然存在差距，因而统一要求降价的集采必然带来负面影响，很多外国药企在集采后退出中国市场，国际医药新技术对中国医疗水平的提升也遭到抑制。另外，集采制度下政府规定了医院使用集采药物的比例，这可能使得需要更好药品的患者无法开到好药。最后，集采对仿制药的大幅压价也影响了药企的现金流，尤其是很多业务线中涵盖原研药的创新药企。压价带来的现金流的压力不仅可能阻碍这些药企的创新活动，也使得药企出海面临很大挑战。总结来说，章老师认为政策制定中应当更加考虑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有效配合，要重视市场创新主体的反应。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陈钊教授总结了各位老师的观点，凝练指出求真务实理念的重要性。关于地方债务等问题，在必要的短期救急措施之外，务必要立足长期思考对策，并且要有观念上的转变。而关于社会的理性精神，应当强调对逻辑和务实的回归首先发生在关心切身利益的群众当中，仍然要重视打通建言献策的通道，推动规则制定和举措实施更加科学理性。基于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解读，陈老师同样对经济前景表达了谨慎乐观的看法。从会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来看，中央更加体现科学务实的精神，在表述中正面提到了不利影响的加深。会议所说的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和潜能大，很重要的体现都在于民营企业。众多的民营企业不仅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还通过转型升级缔造发展的新优势。当面临经济下行风险时，民营经济的韧性不仅体现在抗压能力强，还通过平台经济吸纳灵活就业。如果能够进一步理顺体制机制，民营经济中仍然蕴含着巨大的增长潜能。会议提到明年工作的几个重点任务，也都体现出民营经济的重要性。我们应当给民营企业更好的预期和法制环境，构建公平的市场环境。最后陈老师指出，改革是逐渐破除各种阻碍的自我强化过程，开放则体现为对多边关系的维护，坚持改革开放必须落实到观念性的转变而非工具性的救急行为。我们应当对坚持党的领导下政策的迅速调整抱有信心，迅速及时调整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也契合社会稳定的要求。

在讲座研讨过程中，围绕地方财政面临的真实约束、预期改善及信心建立的价值、短期与长期的政策设计准则等问题，各位老师还穿插进行了多轮热烈的讨论，多角度充分交流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