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通用人工智能（AGI）的加速演进正深刻重塑大国博弈的底层逻辑。长期以来，“赢者通吃”与“先发优势”几乎主导了全球关于AI技术竞争的全部叙事。然而，美国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近日发布的《AGI过渡期的战略风险管控与稳定框架》报告，罕见地对这种缺乏底线的“技术冲刺”路线提出了严厉的系统性警告，欲以极具现实主义的“底线思维”打破这一危险共识，标志着美国主流战略界在应对颠覆性技术时的底层思维正发生重大范式转移。

对于关注大国科技博弈、全球安全治理及前沿AI战略研判的研究者与决策者而言，报告提供了一个极具穿透力的宏观分析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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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人工智能（AGI）的到来已从理论假设演变为极其紧迫的政策议题。在高度不确定的局势下，主要大国应如何安全驾驭通向AGI时代的过渡期？兰德公司提出的“AGI韧性承压”（AGI Rideout）战略，其核心诉求并非指导国家如何“赢下”这场技术竞赛，而是旨在规避因国家间的技术角逐而引发的全面战争或灾难性破坏，同时通过保护核心AI研发能力免受干扰，为未来决策者保留最大化的战略选择空间。

报告指出，当前美国AI竞争的主流战略建立在一个底层预设之上：维持和扩大技术领先地位将自然转化为持久的战略优势。这一“赢者通吃”的范式假设，由于AGI能以机器速度自我迭代，它将带来颠覆性的经济与军事红利；因此，率先跨越AGI门槛的国家将获得决定性的“先发优势”（First-Mover Advantage, FMA）。这种认知已深度嵌入包括产业政策、出口管制以及研发投资在内的各类公共政策中。

然而报告同时指出，回顾百年来的大国技术竞争史，从核军备竞赛到太空竞赛，技术领先优势往往是可争夺的、阶段性的，其实际战略影响也常常不及预期。因此，报告主张决策层不应将全部战略赌注置于AGI竞赛按最优路径展开这一单一情景之上，而应为竞赛偏离预期轨道的可能性构建“Plan B”，即系统性的风险对冲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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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冲刺AGI”路径要求举国资源高度聚焦，力求以最快速度跨越技术门槛。然而，报告指出，这种将国家安全完全系于“绝对领先”的策略，在逻辑上高度依赖四项相互关联且均具脆弱性的前提假设：

其一，研发领先的可靠性假设，即预设本国AI产业能够持续、稳定地领先于竞争对手完成AGI的开发与部署。其二，外部环境的安全性假设，即预设通往AGI的竞赛进程不会招致对手的破坏性行动，也不会触发代价高昂的国际冲突。其三，技术红利的即时性假设，即预设AGI一经实现便能迅速释放经济与军事层面的变革性收益，从而使快速跟随者难以望其项背。其四，成本收益的正向性假设，即预设AGI的战略收益将显著超出其对经济社会秩序的颠覆性冲击。

报告据此警示，缺乏容错机制的单线突进，要求上述四项前提近乎无缺地同时成立。任何一环出现偏差，都可能将决策层置于极为被动的境地：国家可能在竞赛中失去位次却缺乏及时转换的预案；可能在技术上率先突破却发现这并不足以化解来自对手的安全威胁；又或者在技术红利尚未充分兑现之前，竞赛本身所激化的地缘紧张与国内社会动荡已先行到来。

报告系统梳理了AGI竞争中四类值得关注的地缘政治风险。

第一类是灾难性攻击风险（Catastrophic attack risks）。竞争对手可能利用高级AI能力直接威胁他国存续。例如，大规模策划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开发极具破坏力的可控生物武器；或通过攻击核指挥与控制系统（NC3）来削弱核威慑平衡。面对生存危机，缺乏安全感的行为体可能会倾向于这种高风险的政治赌博。

第二类是预防性打击风险（Preventive attacks）。为阻止某一国通过垄断AGI确立不可动摇的霸权，竞争对手可能采取预防性行动。这包括使用动能或非动能手段打击数据中心、AI实验室、芯片制造厂或核心科研人员。如果一国认定对手将利用AGI优势对其进行压制，其实施这种极端破坏行动的意愿将大幅上升。

第三类是重大区域性侵略风险（Major regional aggression）。这是最具爆发潜力的冲突类别。由AI赋能的新型常规或网络军事能力，极易打破现有的区域威慑平衡，降低发动区域战争的预期成本。这种由技术扩散引发的局部冲突，极易升级为将多个大国卷入其中的全面战争。

第四类是技术边缘化风险（Technological eclipse）。即在全球技术与经济竞争中被彻底甩开，危及国家命运掌控力。如果一国缺乏足够的社会韧性，在面对AGI内部的破坏性后果时，AI可能会彻底颠覆国家实力的演变速度，甚至达到危及国家对自身命运掌控力的程度。

图片来源：报告原文

报告将AI的演进轨迹比喻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技术激流”。不同于由政府主导的核武或太空竞赛，AI的进步更多由追逐利润的商业力量驱动，而非政府需求拉动。更贴切的历史类比或许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欧洲殖民主义、电信革命或全球气候变化。因此，战略的重心不在于逆势阻断技术演进的洪流，而在于当技术逻辑与市场力量共同驱动AI加速前行时，如何在激流中规避系统性风险、承压渡过（Rideout）这一关键过渡期，并在湍流之后为本国保留最大限度的地缘战略选项空间。

基于此，报道批判了近期学术界提出的“相互确保人工智能瘫痪”（MAIM, Mutual Assured AI Malfunction）构想。该构想主张大国在接近AGI门槛时强行冻结技术，并以武力摧毁他国研发基建相威胁来迫使其他国家同样保持克制。

兰德指出MAIM理论存在致命缺陷：首先，它不切实际地预设了各国能在“AGI构成绝对生存威胁”上达成政治共识；其次，它假定各国能够精准识别对手的AI进展并在越界前踩刹车；最后，它危险地低估了针对核大国基础设施的“有限预防性打击”极易升级为全面战争的风险。“AGI韧性承压”战略与此截然相反：它将针对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打击视为必须极力规避的威胁，而非值得推崇的生存策略。

MAIM（相互确保人工智能瘫痪）的阻滞行动升级阶梯

图片来源： Dan Hendrycks, Eric Schmidt, & Alexandr Wang. Superintelligence Strategy, Chapter 4. NationalSecurity.ai.

报告认为，单纯依赖在AGI竞争中“率先冲线”是一项极度脆弱且充满高风险的战略保障路径。即便一国能够凭借技术领先优势率先抵达AGI的门槛，这一理想结果也缺乏绝对的保障，极易在现实的复杂博弈中脱轨。

例如，既定的研发路线可能误入技术死胡同；AGI的经济与军事红利兑现可能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从而给紧随其后的竞争对手留下弯道超车的空窗期；此外，毫无底线的技术竞赛本身极易触发竞争对手代价高昂的预防性破坏行动。更进一步而言，AGI带来的社会与经济颠覆性冲击极有可能在初期反噬其带来的技术红利，使得“盲目求快”的决策显得得不偿失。

基于以上判断，“AGI 韧性承压”战略彻底抛弃了盲目乐观的“先发制人”思维，并确立了以下五项核心研判：

1. 绝对技术压制的不现实性。即使领先国率先实现AGI突破，紧随其后的竞争对手无论出于主动设计还是被迫追赶，依然能够开发出极具破坏力的先进AI应用，而领先国对此往往准备不足。

   
   

2. 应用落地的持久战。受制于人类政治与组织架构的现实阻力，AGI的全面红利极难在一夜之间兑现。这意味着率先实现AGI并不等同于技术竞争的终结，快速跟随者在AGI大规模应用阶段依然拥有充足的追赶空间。

   
   

3. 技术垄断的不可持续性。率先掌握AGI无法保证获得永久的技术垄断权。试图通过发动全面战争来压制技术挑战者以维持垄断，不仅代价极其惨重，而且未必能真正阻滞对手的技术演进。

   
   

4. 战争成本远超技术红利。大国间AI竞赛诱发国际动荡或冲突升级的潜在风险已不容忽视。一旦大国之间爆发战争，其惨重代价将彻底淹没尽早获得AGI所带来的边际收益。这种战争往往源于战略误判，而针对竞争对手研发基建的预防性打击只会无限放大这种风险。

   
   

5. 适应力优于爆发力。在这场世纪博弈中，最终脱颖而出的赢家往往不是最先获得AGI的国家，而是最能妥善管控AGI颠覆性影响的国家。

“AGI 韧性承压”战略旨在引导国家安全度过一段充满未知变量的漫长过渡期。报告将其凝练为三项战略目标。

第一，威慑针对本国的侵略行动（包括灾难性或预防性打击）。通过剥夺对手的预期战略收益，并极速推高其试图破坏本国技术研发的直接与间接成本，从而遏制对手的冲动。

第二，反制由技术扩散衍生的地缘政治威胁。针对竞争对手将高级AI转化为实质性军事能力后可能发起的重大区域性扩张，构建严密的防御与反制体系。

第三，保留未来战略选项空间。为本国未来的AGI研发与部署保留充裕的战略纵深，防止技术进程被外部冲击彻底打断。

在军事史与核战略规划中，具备承受打击并做出对等反应的能力一直是维持战略稳定的基石。这一原则在AGI的研发与部署语境下同样至关重要。通过展现出卓越的系统抗压能力与调适韧性，国家能够在哪怕面临短暂技术劣势的局面下，依然通过强大的威慑力规避灾难性的冲突升级，确保自身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权。

当前，对“AGI先发优势（FMA）”的无限放大正在给全球技术竞赛蒙上极其危险的阴影。如果各国均坚信仅仅领先半步就能获得指数级的经济爆发与压倒性的军事霸权，四个维度的灾难性后果将不可避免。

首先，开发者将被迫在追求速度的狂热中抛弃安全底线，为了抢占先机而将缺乏控制的AI系统仓促推向应用端，进而将全人类暴露在系统性风险之下。

其次，渴望赢下竞赛的国家不仅会极限施压自身研发，还会无所不用其极地破坏潜在超越者的进程，甚至不惜发动军事侵略。

再次，自知无望率先取得AGI的国家，将倾向于利用现有技术实施破坏，或者在“超级霸权”诞生之前，抓紧最后的机会窗口通过冲突解决地缘宿怨。

最后，这种零和博弈预期将加剧大国敌意，彻底扼杀主要竞争者之间开展有益合作的任何可能性。

因此，“AGI韧性承压”战略致力于最小化对手（尤其是军方）对“率先拥有AGI即意味着绝对军事红利”的预期。打消了这种极端的先发优势幻觉，就能从根本上瓦解对手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动机。此外，适度缓解竞争对手对本国“独占AGI后果”的恐惧，能够为双方争取宝贵的时间窗口，以更安全的方式推进技术研发，并协同应对AGI普及必然伴随的社会动荡。

图片来源：报告原文

冷战初期的核军备竞赛中，由于战略武器缺乏有效防护，“先发制人”的突袭诱惑与“恐怖平衡”的内采脆弱性相互叠加，构成了极为危险的不稳定格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随着核动力潜艇、地下加固发射井等高生存力技术的成熟，超级大国才真正拥有了承受打击并从容反击的战略空间。这种技术与姿态的升级直接削弱了双方对“被解除武装”的恐慌，使得核威慑平衡不再脆弱，并为后来的核军控谈判奠定了现实基础。

报告提出的“AGI 韧性承压”战略，更类似于那段促成核稳定姿态的“战略过渡期”，而非承受敌方核打击这一行为本身。其底层逻辑与稳定超级大国核对峙的思路一脉相承，即通过降低系统的脆弱性来弱化对手的开战动机，将保障国家生存置于谋求单纯的军事全胜之上。但这仅仅是战略思想的借鉴，冷战没有演变为热战的历史事实，既不能被视为冷战核战略设计精良的充分证明，更不能作为将同一套操作手册直接移植于AI竞争管控的逻辑依据。确立“AGI 韧性承压”战略的根本立足点，始终在于对当下与未来风险格局的理性研判，而非对历史先例的路径依赖。

“AGI 韧性承压”战略采取多管齐下的路径以实现其既定目标，其关键要素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监控与调适。前置预判、快速评估并果断应对竞争对手因AI创新与部署而带来的军力演变或潜在突变。二是抵消敌方优势。针对首批由AGI赋能的军事技术，在必要时迅速列装新型的反制与中和能力。三是保护研发基建。捍卫本国核心的AGI研发基础设施，推动其向分散化、高韧性的架构转型，以降低物理与网络脆弱性，并以此威慑对手的破坏性攻击。四是保障技术进程。严防对手针对其他次要目标的干扰行动严重迟滞本国的国家技术进程，确保AGI研发与技术扩散的连续性。

报告指出，在AI技术突破尚未触发大国核心利益的正面碰撞进而迫使决策层启动紧急军事响应程序的常规情境下，该战略的持续执行成本处于相对可控的区间。其成败的关键在于高透明度的预期管理：必须让竞争对手清晰地看到并理解这一战略的防御韧性，从而打消其采取过激破坏行动的政治赌徒心理；同时必须让对手确信，本国将保持最高级别的战略克制，无意主动干涉对方的内部AI研发进程。该战略的内核是通过维持总体有利的基本军事平衡来挫败对手的敌意行动，同时极力避免触碰对方既定的核心利益底线。

“AGI 韧性承压”战略的核心原则在于：必须提前预判竞争对手在AGI及前沿AI领域的军事应用，并开发出有效的反制手段，以中和其对国际格局的威胁。任何一国在AI竞赛中的阶段性领先并不能免除这一硬性要求。这种成体系的反制能力具备多重战略收益：首先是形成强大的“拒止性威慑”（Deterrence by denial）；其次，即便威慑失效或高级技术扩散至不受约束的第三方，它也能提供实质性的防御屏障；最后，一旦让对手预期到利用AGI武器所能获得的军事优势极为有限，其不计代价加速列装此类武器的紧迫感自然会被瓦解。

为应对这些挑战，报告建议美国现有国家安全体系进行组织调整，提议设立两大核心机构：一是战略人工智能响应局（SARA），其定位直接对标美国“导弹防御局”，专职评估并应对可能破坏战略稳定性的高级AI应用，统筹AI及AGI反制能力的开发与验证，并向各军种及战区司令部进行转化；二是国家AI情报中心（NIC-AI），作为专业情报中枢，利用AI工具追踪全球技术动态并识别潜在的安全威胁。两者将以国防部战略能力办公室（SCO）作为枢纽，构建起防务研发、情报支持与军种行动的完整闭环。

“拒止威慑”理论重返主流战略视野的学界研判

图片来源：Alex S. Wilner与Andreas Wenger（主编），《拒止性威慑：理论与实践》（Deterrence by Denial: Theory and Practice）。引文摘自该书第一章（Patrick Morgan著）

强化本土AGI研发基建的防御韧性，与开发主动反制措施同等重要。这一要素具体包括保护尚未扩散的基础设施，同时向更不易受攻击的架构转型。以使对手意识到预防性打击注定徒劳。具体措施包括算力中心的分散部署、系统冗余设计以及适度的内部硬化加固。鉴于这些措施必然会牺牲一定的商业效率并大幅增加运营成本，纯市场驱动无法实现，政府力量的强制介入与资金扶持不可或缺。

在研发人员保护方面，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应对潜在动能和非动能攻击向量的措施，将初始重点放在与国家安全应用密切相关的岗位上，并逐步将高成本效益的防护措施推广至更广泛的研发生态系统。除此之外，该战略还依赖于对本国AI基础设施和人员的敌对行动进行报复性惩罚的可信威胁，主要通过传统军事手段和国家权力工具提供威慑效果。上述要素共同旨在确保美国AI开发和扩散能够在对手国家最小干扰下持续推进，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可能导致国家间灾难性冲突的来源。

报告指出，上述全盘部署的底层逻辑在于对主要地缘政治行为体实施有效威慑，防范其采取极端的阻滞性破坏行动。有效的战略稳定不仅依赖于防御能力的构建，更需要重塑对手的预期，使其确信“保持克制将带来可接受的最终结果”。

这要求在实力、行动与战略信号之间实现精确协同。在推进该战略时，决策层需清晰地传递防御意图与系统韧性，并释放避免冲突升级的审慎信号。鉴于实际行动在战略沟通中具有决定性权重，“韧性承压”战略高度依赖具有可观测性的硬性防御体系建设，而非单纯的外交意图宣示。

此外，构建具有可信度的战略安抚机制是提升威慑稳定性的关键一环。报告强调，在宏观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于共同利益领域主动探索大国间的AI治理合作，不仅能产生直接的双边收益，更是维护AGI过渡期战略稳定、压降零和博弈成本的有效路径。

报告在收尾部分指出，尽管“AGI韧性承压”是针对美国安全利益设计的战略方案，但其追求稳定与韧性的底层逻辑对其他国家同样具有参考价值。在当今全球AI竞赛格局下，在持续推进自身AI技术能力建设的同时注重战略韧性的系统构建，而非将全部资源押注于单一维度的技术冲刺，可能是一种更具普遍适用性的路径选择。

报告还推测，类似的战略逻辑可能已在部分国家的政策实践中有所体现。例如在基础模型研发上保持紧密追赶的同时，将更大比重的资源配置于先进AI的工程化部署与产业整合。这一路径从侧面表明，“AGI韧性承压”所倡导的战略取向并非纯粹的理论构想，而是具备一定的现实对应与实践基础。

“AGI 韧性承压”战略的提出，反映出大国在应对这场极具颠覆性的技术变革时，底层战略思维正在经历深刻调整。该战略坚决反对将国家命运全盘押注于“赢下AGI冲刺赛”，转而将重心置于构建底层的综合竞争能力，以确保无论技术竞赛的最终格局如何演化，国家都能保持有效的战略博弈能力，并极力阻断技术角逐在成果兑现之前就滑向失控与冲突。

面对一项尚未完全问世却注定将彻底重塑国际安全格局的颠覆性技术，正视并系统性管控其伴生的极端风险是必要的战略审慎，而非对技术竞争的消极退让。核心的战略命题并非是否应当追求AGI的全球领先，而是能否将这种积极的技术进取，与保障国家绝对安全所必需的对冲机制紧密结合。“AGI 韧性承压”战略，正是为这一平衡提供了一套兼具宏观视野与实操价值的顶层治理框架。

对全球AI治理而言，这一思路的价值超越了其美国本位的政策语境。在AGI过渡期的不确定性持续加深的背景下，如何在维持技术进取的同时构筑有效的战略缓冲，如何将大国间的技术竞争约束在可控烈度之内，是摆在所有主要行为体面前的共同课题。

大国AI竞争与系统韧性演化的自适应周期（Adaptive Cycle）

图片来源：Scientific Reports, 14, Article number: 15610 (2024). https://doi.org/10.1038/s41598-024-666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