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的水平和质量是亟待研究的问题，而一个重要视角是把握不同来源地外资的流入情况及其变化。通过观察中国内地外资来源地的构成变化，我们总结出三个特征事实：其一，香港一直是内地重要的外资来源地，2007年之前港资的流入趋势较为平缓，2007年之后港资的流入量和占比迅速增加；其二，来自其他避税地的外资流入在2007-2008年达到峰值后，流入量和占比都逐渐回落；其三，来自非避税地的外资流入量的变化趋势较为平缓。随之而来的问题是，2007年之后港资流入量大幅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其他避税地外资流入量减少的原因又是什么？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关联？内地与香港的双边税收安排于2007年开始执行，这些现象是否与此有关？

本文基于分来源地的外商投资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首先，2007年内地和香港的双边税收安排开始执行后，内地来自香港的FDI显著增加。在进行一系列必要的检验之后，该结果仍然保持稳健。其次，2008年“两税合一”之后，港资流入的增长幅度更大。最后，从拓展性分析来看，双边税收安排执行之后港资大幅增加，与投资的转移效应存在关系。跨国公司可能将原本在其他避税地的投资，转为借道香港投资到中国内地，导致港资的数量和占比大幅上升，而来自其他避税地的外资数量和占比下降。 

从理论角度来看，本文对已有文献做出了三点有益补充。首先，虽然现有文献从外资进入的影响因素、国内税收对外资流入的影响、双边税收协定对外资流入的影响等三个层次进行了丰富的讨论，但鲜有文献专门考察一个国家外资来源地构成的变化。本文关注于2007年前后中国内地外资来源地构成的变化，并从税收角度为该变化提供了一个解释。其次，尽管“择协避税”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但相关的实证研究还比较有限。本文为该领域提供了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最后，香港是内地重要的外资来源地，本文重点考察双边税收安排对港资流入内地的影响，并发现由税收驱动的投资转移效应的存在，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港资在内地的动态变化。 

本文也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首先，中国调整税收政策时要关注对不同来源地的FDI流入产生的不同效应。根据进一步提升利用外资水平和质量的需要，如何识别避税驱动型FDI，是进一步优化税收政策设计需考量的。其次，在构建双循环的新经济格局下，国内税法与双边税收协定在影响FDI流动方面的互动性会越来越强。因此，无论是修订国内税法，还是双边税收协定，都要关注这种互动性并尽量形成政策上的联动及合力。最后，双边税收协定中的优惠税率是把“双刃剑”，虽有利于吸引外资，也给跨国公司“择协避税”提供了空间。中国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国内税法中的相关反避税规定，另一方面需继续积极参与重塑国际税收规则的全球税收合作，通过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税收秩序来推动跨国资本更加合规有序地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