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5年1月10日，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正式对外发布《震荡与重塑：复旦国际战略报告2024》。本次推送的是复旦大学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简军波副教授撰写的专题文章。

2024年欧洲充满内忧外患。这一年里欧洲议会进行了选举，欧盟各机构领导层完成了更替，但由此引发德国、法国等国家内部政治生态发生急剧变化，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带来负面冲击。这一年欧洲经济整体上继续呈疲软态势，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主要经济体发展形势尤其令人担忧。在对外政策领域，欧盟内部意见差距拉大，尤其在援乌抗俄问题上表现明显。整体而言，2024年是欧洲政治内耗和社会分裂加剧，经济继续低迷发展的一年。在俄乌冲突继续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背景下，欧洲未来前景较难预测。

一、民粹主义势力进一步崛起，大国政治稳定性受到挑战

2024年6月，欧洲议会进行了换届选举。尽管主流政党联盟欧洲人民党团（EPP）和社民党团（SDP）依然占主导地位，甚至较上届选举议席还有所提升（如人民党团），但民粹主义力量（以极右翼政党为主）在议会内逐渐稳定壮大，如今它们包括保守和改革者党团（ECR）、欧洲爱国者党团（PfE）、主权国家欧洲（ESN）等，其整体议席从占上届选举议席中32%上升到如今36%，成为欧洲议会中不可忽视的党团力量。

尽管在此次欧洲议会选举中民粹主义政党席位没有显著上升，但结果显示民粹主义力量在多个欧盟成员国突飞猛进。数据显示，选举导致至少60个民粹主义政党获得欧洲议会议席，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是法国的国民联盟（30席）、意大利的兄弟会（24席）、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20席）、德国的选择党（15席）和匈牙利的青民盟（11席）等。尤其法国的国民联盟成为国内这次欧洲议会选举最大赢家，德国的选择党议席数则超越国内执政联盟所有政党，位居国内第二。

从更宏观角度来看，目前民粹主义政党已在克罗地亚、捷克、芬兰、匈牙利、意大利、荷兰和斯洛伐克等成为主要执政党或执政伙伴。尽管极右翼政党没有进入德国联邦政府，但2024年9月和10月德国地方议会选举中，极右翼选择党和极左翼瓦根克内希特联盟（BSW）在图林根州和萨克森州获得重大胜利，表明德国民粹主义政党在地方迅速壮大。

欧洲议会选举和国内民粹主义力量的快速兴起对欧洲国家政治生态造成重大冲击，尤以法国和德国最具代表性。欧洲议会选举后不久，法国总统马克龙立即解散国民议会提前选举，结果使极左翼和极右翼政党成为国民议会第一和第二大党，作为执政党的复兴党从原本第一位退至第三位，马克龙也彻底沦为“跛脚”总统，之后在任命总理人选上经历了长期动荡，未能组建具有长期稳定的总理内阁。德国“红绿灯”执政联盟则在欧洲议会选举后受到国内对其执政合法性的质疑，总理朔尔茨最终在12月被联邦议会投下不信任票，德国将被迫在2025年2月下旬提前进行大选，实现政府更迭。此前，德国联合政府内部因在预算和税收等问题上出现深刻分歧，朔尔茨总理快速解除了执政伙伴自民党主席林德纳的财政部长职务，导致“红绿灯”执政联盟瓦解。

上述以法德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内部政治生态的急剧变化及所导致的政治不稳定性，不但损害这些国家内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也将不利于欧洲一体化和欧洲团结。随着法德领导人受制于内部政治纷争而无暇顾及欧盟事务，也难以通过法德密切协调而巩固作为欧洲一体化发送机的“法德轴心”，这使得欧盟委员会主席权力快速膨胀，使欧盟的部分权限逐渐凌驾于成员国之上，导致成员国与布鲁塞尔间及成员国间的分歧加剧，这进一步导致欧洲整体政治生态的急剧变化与不稳定性的增加。

二、经济复苏乏力，结构性改革挑战加剧

自新冠疫情以来，欧洲经济一直处于缓慢复苏阶段。据不同权威预测，2024年欧盟区GDP增长率约为1%，欧元区GDP增长率约为0.8%，欧洲国家通胀率普遍有所缓解，就业率也趋相对稳定，失业率大体平均稳定在6%的水平。尽管如此，欧洲整体经济依然面临严峻挑战。

首先，2024年欧洲国别经济增长很不均衡，少部分国家增长率达到3%（如西班牙和波兰），但多数国家在1%左右徘徊，德国、奥地利、荷兰和北欧国家经济继续停滞甚至萎缩。其中德国经济不良表现尤其瞩目，2024年经济增长率可能为零或负增长。其次，较低失业率并非完全是积极信号，一定程度反映出可就业劳动力增长放缓（如老龄化增速）和移民减少，这会加剧未来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第三，投资和消费依然低迷。政局不稳和经济发展不确定性依然压抑居民消费意愿，部分国家高通胀又在抑制居民消费能力，高储蓄率则鼓励更多家庭的储蓄增长而非消费增长。同样，企业投资意愿增长缓慢，2024年大多数成员国都出现了广泛的资本收缩。第四，欧洲作为整体外向型经济体，外部市场需求萎缩和不稳定性，也是欧洲2024年经济复苏缓慢的重要原因。另外，由于目前全球主要大国的经济发展也不太乐观，在可见的未来，依赖外部市场促进其经济增长的前景也不是很大。

总之，欧洲2024年经济整体上受制于消费需求和投资不足及乏善可陈的出口市场需求，也受制于公共财政不足的困境。改变目前经济颓势需欧盟和欧洲各国做出重大改革，但目前欧洲经济改革又面一系列临结构性难题。

第一，产业转型困局。目前欧洲一些重要行业生存状态堪忧，拖累整体经济运行。作为欧洲主要经济体的德国其制造业在2024年遭遇严峻挑战，包括大众在内的汽车计划关闭本土制造工厂，并计划未来裁员超3.5万人，德国最大汽车供应商博世2024年也计划从2027年开始裁员5.5千人，另外瑞典知名汽车电池生产商北伏（Northvolt）则在这一年申请破产，等等。欧洲制造业困境暗示欧洲企业需尽快向新兴产业如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转型，但鉴于其创新性、技术和风险投资不足和产业链缺陷，企业转型十分困难。第二，能源短缺困局。鉴于俄乌冲突继续和欧盟对俄能源制裁，整体上欧盟用于生产的能源价格高企，推升了企业成本，降低了欧洲产品在全球市场竞争力。然而欧洲能源短缺难题很难短期内解决。第三，统一的宏观政策困局。欧洲由27个在税收、财政和就业等领域规则各自不同的市场经济体所组成，这些差异正阻碍欧盟作为统一大市场发挥竞争优势。比如目前欧盟各成员国就统一财政和银行监管未达成共识，也没有形成针对产业发展的宏观指导，从而在创新发展领域无法形成合力。

由于上述原因，除少数国家利用各自资源和行业优势及行政手段实现经济强劲复苏外（如西班牙能较方便获得北非国家能源及拥有丰富旅游资源，丹麦和瑞士依赖其具有优势的制药业，一些中东欧国家则利用积极财政手段等），2024年欧洲整体经济形势依然低迷，而结构性改革又具有极大困难，故明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济低迷都是可能的。

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欧盟对华采取极端保护主义措施，在经历约一年的反补贴调查后，对在我国生产的对欧出口电动车加征17%-35.3%不等高额关税，且增加对其他中国输欧商品（如镀锡钢、太阳能电池板、胶合板等）的反倾销调查。欧盟保护主义措施引发中国对欧洲来华商品做出合理反应，部分欧洲国家及其企业也强烈反对欧盟对华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另外，欧盟为扩大对外贸易，积极促进与拉美“南方共同市场”的自贸区谈判，尽管谈判接近完成，但双方在农产品贸易（如法国）和森林保护（如南美国家）等问题上存在深刻争议而一直没有签署。2024年欧盟对外经贸关系中的两个重要案例也反映出，欧盟在处理对外经贸关系问题上存在巨大内部争议。

三、外部安全压力持续，内部分歧加大

俄乌持续冲突成为欧洲最紧迫的外部安全压力，援乌抗俄也继续成为2024年欧洲安全领域“关键词”。3月，欧盟通过了给乌克兰的贷款援助基金，根据该方案，欧盟将于2024年向乌克兰支付总额达162亿欧元财政援助，2024年至2027年，欧盟将通过该基金向乌方提供500亿欧元贷款及部分赠款。此外，欧盟也支持七国集团2024年通过的“乌克兰特别收入加速”（ERA）倡议，基于该倡议，欧盟将于2025年提供总额达181亿欧元贷款。除贷款援助乌财政外，欧盟还于2024年通过了3轮（第13、14和15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扩大了对俄实体和个人制裁范围，并限制包括天然气在内的俄罗斯能源出口。在这几轮制裁中，包括中国、印度、伊朗等一些国家的公司和个人也遭到制裁。

尽管2024年在援乌抗俄等问题上达成若干共识或采取了统一措施，但成员国在处理安全相关问题上存在的争议和分歧相当明显：第一，在有关援乌防务资金问题上，匈牙利否决了欧盟向乌克兰提供65亿欧元军事援助（用于购买武器）的决议。匈牙利长期反对欧盟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并对欧盟对俄制裁持反对态度。第二，在援乌武器问题上各国立场不一。德国政府坚持不向乌克兰运送远程金牛座导弹，遭到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等中东欧国家谴责。因此在是否提供给乌克兰进攻性武器方面，各国立场差距甚大。第三，在与俄罗斯关系处理上，各国立场不同。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后，欧洲一些国家领导人如德国总理朔尔茨、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和斯洛伐克总理菲佐等和普京进行了接触，然而他们尝试与普京的直接对话与会见遭到欧盟或其他一些成员国质疑或反对。第四，面对巴以冲突和以色列对加沙地区的反人道军事行动，欧盟及其成员国观点差异很大，在挺巴还是挺以问题上各成员国立场大相径庭，难以达成共识与统一行动以助力巴以冲突的平息。因此，面对重大地区安全冲突，欧洲内部分歧相当明显。

四、未来发展趋势

在可见的未来，欧洲很难摆脱2024年所遭遇的内外困境。原因在于民粹主义和意识形态分野将是长期和不可逆的趋势，将继续撕裂欧洲各国的政治共识和社会团结，而经济的持续下行会为民粹主义盛行提供土壤；面对产业转型的困难、创新能力的缺乏与全球经济形势的相对疲软，欧洲经济发展韧性很难短期内实现，这反过来会引发欧洲社会和政治不稳定。俄乌冲突的持续与特朗普上台后的不确定性，会增加欧洲强化自我防卫的安全压力及来自经贸领域的外部保护主义挑战。随着并不注重欧盟成员国间团结的欧盟委员会的强势崛起和成员国（尤其是德国和法国）对布鲁塞尔影响力的减弱，欧洲内部的争议会越来越多，内部矛盾和差异也会更加凸显。因此，未来欧盟及其成员国若不进行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对外关系的改革、调整与转型，欧洲的内耗与衰退将可能成为长期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