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湛，复旦大学银龄未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教授，入选教育部重大人才计划；

骆潇蔓（通讯作者），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研究生。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经历了从以时间、历史为主导的传统研究范式向重视空间维度的理论转变，即“空间转向”。这一转向强调将空间作为理解社会的重要分析工具，凸显了空间的社会属性［3］（P27-33）。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社会要素在空间中的不均衡分布成为老年人与其他群体分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在快速现代化的城市中，当城市空间过度追求经济效益时，可能忽视“空间正义”，导致老年人面临空间剥夺与隔离。社区作为构成社会的原子单位，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健全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心，更是老年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场域。衰老的过程增加了肢体障碍的风险［4］（P1-33），使老年人较年轻群体更依赖社区、不易流动，其健康状况更容易受到社区环境的影响［5］（P303-334）。同时，在“后喻文化”时代，老年人可能否认自身价值，而社区为他们提供了持续获得正面评价的交往场域。通过参与社区公共文化生活，老年人能够展现自我、维系互动，并在此过程中重新建立认同感，从而产生并维持持续参与社会生活的内在动力。

因此，社区在多重层面的适老建设，既是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承载着公共部门履行管理职责、执行公共政策的功能，还能实现老年居民在文化活动、情绪支持与资源供给等方面的公共利益。在我国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提出人口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命题的时代背景下，本研究尝试辨析“适老”的相关概念，梳理支撑社区适老必要性的理论视角，分析我国社区适老存在的现实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土化方案，以期为适老与社区治理的研究与实践提供启示。

在我国，“适老”是具有政策导向的概念，可追溯到2012年“宜居环境”建设倡议的提出。同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修订中增设了宜居环境专章，首次明确提出“推进宜居环境建设，为老年人提供安全、便利和舒适的环境”，这标志着适老工作的开端。2016年11月，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25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老年宜居环境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第一个专门针对老年宜居环境建设的指导性文件，也是“适老”一词首次进入国家政策文本。作为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键性与综合性老龄政策，《意见》的发布体现出推动老年宜居环境建设从部门倡议走向国家统筹的转变。《意见》将老年宜居环境概括为适老居住环境、适老出行环境、适老健康支持环境、适老生活服务环境、敬老社会文化环境五个方面。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进一步强调要打造老年宜居环境，明确要求将无障碍环境建设和适老化改造纳入城市更新、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和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工程中，以提升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安全性与便利性。自此之后，“适老”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在政策层面经历了从狭义居家适老化改造到广义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过程。

随着各界对此领域的逐步重视，“适老化”“适老性”与“适老”这三个概念的使用日益频繁，因其内涵相近常被混用。尽管三者在目标上均关注环境与老年人口的契合，但在学术界，它们的使用语境和研究重点均存在显著差异，亟须加以辨析。

具体来说，“适老性”往往强调对老年人友好程度的静态属性，表示对某一对象于老年人适合程度的评价，是否符合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特征，满足其生活习惯和个性需求，关注老年人生活或使用的便利性、安全性和舒适性，如研究城市公共空间适老性、住宅适老性等。因此，适老性相关研究隶属于城市规划、建筑设计、产品开发领域，研究者通常来自建筑学、城乡规划学、测绘科学与技术等学科。“适老化”则是一个动态过程，强调为了适应老龄社会现状，对现有环境、产品或服务进行系统性改造和优化的行为。由于适老化改造是当前民政部门老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研究常涉及政策层面的探讨，如怎样通过出台政策与社会治理，支持与推动包含数字空间和物理空间社会各领域的适老化进程。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多为社会学、人口学、新闻传播学等领域。纵观我国相关学术研究，亦展现出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的二重性（如图1所示）。相比而言，“适老性”常用于评估特定环境或产品对老年人的友好程度，而“适老化”则更多地涉及改造整个社会系统的适应性。

图1　“适老化”相关研究关键词共现图

“适老”作为修饰词，其所指范畴更广、词义更为中性，它可以表示对老年人适合的状态，亦可以表示一种理念。其常与其他词汇共同出现，如数智适老、媒介适老或适老辅具等，亦有app、互联网网站、药品说明书的“适老”版。对比后，本研究认为“适老”一词相比其他概念，既不完全强调动作过程，又不孤立考量静态状态，且具有一定的包容性。特别是在社区建设与社区研究的语境中，与强调改造过程或具体行为的“适老化”相比，“适老”更突出的是社区本身所具备的一种属性（如即便未经过系统的适老化改造，某些社区依然可能具备良好的适老特征）。同时，“适老”并不侧重于自上而下的施策与管理，而是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营造过程，这一理念更能体现社区作为观察国家治理—基层自治边界及其张力的重要研究单位的独特价值。在内容上，社区适老同样不仅能够涵盖建筑设施、服务体系、文化氛围等多维度内容，也更易于融入未来不同情境下的发展诉求与政策导向，在表达本研究核心内容时具有相对优势。由此，“适老”在未来可能具有更高的理论延展性、应用拓展性和话语生成潜力，将其作为本研究重点阐释的概念。

布迪厄在阐释“区隔”概念时指出其内涵之一在于“他者”，即将自己区别于他者的区隔［6］（P141-155，225）。他者与我者的二元关系在人口流动和消费实践等研究领域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老年人成为他者的致因既有外部结构和环境的被动塑造，也有自我认同和技术接受层面的主动建构（如图2所示）。已有研究为社区适老的必要性提供了支撑，亦让我们思考其在中国情境下的实践立足点。

图2　被动的“他者”与“我者”V.S.主动的“我者”与“他者”

（一）社区适老必要性的多维理论审思

从多维理论视角来看，老年人在社区中的边缘化处境既受到结构性、文化性和生态性因素的被动制约，也与其主观认同和技术使用态度等能动性因素相关。

1.被动的他者与我者：结构主义、建构主义与生态主义视域

从结构主义视角来看，社会现象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由复杂的社会结构和制度网络所塑造的。结构决定个体，同时个体也影响着结构［7］（P55-66）。韦伯指出，社会中的强势群体常常通过社会封闭的手段，限制外部个体获得关键资源的渠道，以此巩固自身的地位，实现身份的再生产和社会认同的维系［8］（P72-75）。这些封闭机制通常表现为正式制度，为我们思考老年人在社区中的处境提供了公共政策层面的视角。

而在建构主义视角下，语言、文化及惯习亦被视为具有关键性的因素，成为建构社会事实、建构思想甚至建构人的身份的力量。例如，社会对老年人的刻板印象和歧视态度，常以隐性方式加固其弱势处境。这种暴力往往不被察觉，甚至被视作自然而然或理所当然。由于老年人在语言和文化惯习上具有相较其他群体的特殊性，这些在长期社会化中形成的思维、感知与行为模式，会在日常互动与实践中不断被强化，从而影响他们的社区生活。

在空间层面，地方依恋理论强调了人与特定地点之间的情感联结，当人们与特定地点保持接近，会感到舒适和安全［9］（P273-281），“原居养老”即是很好的印证。在时间层面上，列斐伏尔的节奏分析理论指出，资本逐渐将社会节奏塑造为一种单一节奏，并借此支配、干预其他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乃至身体存在模式，从而形成“节奏统治”［10］（P318-331，445-446）。在当代社会，加速化和高度灵活的时间观念，使代际关系呈现出以时间争夺为特征的局面［11］（P54-71），不同代际在时间感知与使用习惯上存在显著差异，难以在生活节奏上保持一致。这种差异不仅可能激化代际冲突，也使老年人容易感到被主流生活节奏甩下，从而产生隔阂与疏离感。

2.主动的我者与他者：自我认同与技术接受模型视角

根据吉登斯的定义，自我认同是个体基于个人经历对自我的反思性理解，这一过程依托于内在参照系统而不断生成和维持［12］（P275）。其中，主观年龄是指人们感受到的心理年龄与实际年龄之间的差异，即个体觉得自己比生理年龄更年轻或更年长的程度［13］（P471-482），它也是自我认同的重要维度之一。换言之，外部社会因素在内化后会影响老年人的自我认同，影响他们对“我是谁”的理解，并进而作用于他们的社区生活模式。例如，当老年人感知自身仍具活力和社会功能时，主观年龄趋于年轻，自我认同更为积极；反之，当他们内化社会的刻板印象时，主观年龄可能向衰老靠拢，从而削弱行动能动性与社区活动的参与意愿。

与此同时，快速迭代的技术及其操作复杂性也构成了普遍障碍。这不仅体现在数字鸿沟层面，而且即使具备数字技术使用能力的老年人，也可能出于畏难或自我区隔而主动回避技术。技术接受模型（TAM，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是由弗雷德·戴维斯提出的，他基于理性行动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指出人对技术是决定接受还是拒绝的态度，取决于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14］（P2-3）。因此，老年人对技术的态度取决于对操作难度的感知、对自身学习能力的判断等。如果他们感到技术过于复杂，或缺乏他人协助，便容易产生无助感，从而降低使用意愿。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社交媒体应用的使用中，也涉及社区智慧养老及AI驱动的智能服务等一系列与技术发展紧密相关的场景。

（二）当前我国社区适老存在的现实困境

如前所述，在不同理论视域下，老年人可能因为制度与政策、语言与文化惯习、时间与空间等多重因素而被动地处于他者的位置，也可能因自我认同与技术接受等原因主动选择成为他者。在中国的体制机制与社会文化情境中，这些理论视角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社区适老必要性的方法，揭示了老年人在社区生活中可能遭遇的适老障碍，为本文进一步分析中国社区适老问题提供了框架。

1.制约的外部因素：退出机制、刻板印象与空间区隔

首先，从结构主义的视角来看，制度通过角色划分与行为规范维持社会整体的均衡秩序，退休制度正是这种逻辑的体现。有学者在2021年曾指出，我国当时的退休年龄制度在本质上可能带有年龄歧视倾向，其背后折射出一种结构性不平等，即认为老年群体已丧失经济生产力［15］（P39-50），理应让位于年轻劳动力。这种制度安排既忽视了老年人长期积累的知识、经验和社会资本，也进一步固化了社会结构对老年人角色的制度性边缘化定位。

退出机制还在空间层面上表现为老年人活动范围的收缩，即社区成为其日常生活（尤其是工作日日间）的主要场域。这种空间聚集现象是退休制度与城市功能分区共同作用的结果，当老年群体集中留置在社区，缺乏与更广阔社会的日常接触时，社区容易呈现出以老年人为主的现象，部分具有双重老化特征的老旧社区更加明显，即居住人群老龄化与住房设施陈旧相叠加。与市场价值较高、配套完善、管理成熟的新建商品住宅相比，这些社区普遍存在设计标准滞后、基础设施老化、无障碍改造难度大等问题。尤其是在建筑法规方面，现行高度、容积率、采光等指标多以新建项目为参照，直接套用于老旧社区时往往“水土不服”［16］（P118-128）。早期建造的楼栋难以满足现行无障碍标准，却又缺乏弹性政策进行局部改造。制度性的不匹配不仅加剧了老年人日常生活的不便，也在无形中提高了社区治理的复杂度和成本。同时，这些又影响了年轻人在选择居住地时对此类社区人居环境的评价，使他们不愿进入这些社区，可能形成代际隔阂的恶性循环。

目前，我国许多城市正积极推进智慧社区和数字家园建设，广泛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手段提升社区治理效能。技术不仅被用于优化公共服务、提高管理效率，也逐步延伸至养老服务体系，如通过智能监测设备和数字化服务终端为老年人提供居家照护、健康管理和紧急响应等支持。然而有实证研究显示，在针对陕西省965名失能老人的问卷调查中，仅有30.7%的受访者表示愿意使用智慧养老产品［17］（P89-97）。从建构主义视角看，这一现象并非单纯源于技术复杂性或老年人能力不足，而是社会刻板印象在技术设计中的延续与固化。例如，不同媒介通过建构不同类型的心智模型，在叙事框架中强化了针对老年人的两极化刻板认知，报刊多用“积极参与”“宝刀未老”等正面化叙事的词汇，而微博则倾向于突出“社会包袱”等“负面标签”［18］（P71-80，147）。这种话语逻辑在技术中得到再生产——给予老年人的智能设备功能多侧重于定位监控、紧急报警与远程控制，隐含地将老年人定位为“被管理、被监督”的对象。置于这种假设下的智慧养老更像是“包裹的监控体系”，而不是符合老年人认知、习惯与价值观念的实用工具。换言之，许多智慧养老设备的设计导向并不是为了提升老年用户的自主性与生活质量，而是为了提高监测与管理效率，服务子女与社区管理，而非真正赋权于老人。

在空间社会学的视阈下，空间不仅是物理容器，还承载着社会关系与情感结构，兼具物质性、社会性与主观性，并通过日常实践为人们生成具身化的情感体验。正因如此，空间对于不同社会群体的意义并不一致，对于老年人而言，空间既承载着个人与集体记忆的延续，也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我国社区空间的发展具有显著的历史遗留性特点与制度特殊性，许多社区的组织形态源自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制”格局，这些社区曾经是老年人生活中稳定、熟悉且可依赖的生活空间，不仅具备基本生活配套，更维系着一种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社区支持网络。然而，当老年人逐渐脱离单位社区后，不适、变动与排斥感往往取代了原有的舒适、稳定与便利感［19］（P99-105），沉湎于空间依恋的后果正是老年群体所感受到的空间区隔。有学者指出，“社区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老年人与其他年龄群体的交流与互动，导致其生活空间的被挤压、休闲空间去意义化以及心理空间区隔化［20］（P99-107）。此外，都市生活的多重节奏也进一步加剧了代际差异。现代城市的时间安排往往优先满足工作群体与年轻人的需求，例如非工作时间的夜间经济和文化活动主要针对年轻群体设计，这种时间上的分异减少了老年人融入某些社会文化场景的机会。

2.推进的内部障碍：身份失调与技术焦虑

有研究显示，老年人参与社区志愿服务越多，其自我认同与年龄认知越积极。例如，每周参与一次志愿服务的老年人最不可能将自己归类为老年人［21］（P170-181）。随着我国“银龄行动”“老年教育进社区”等项目的推进，部分老年人通过参与志愿活动、文体组织和居民议事，实现了退而不休的角色转化。然而，也有一些老年人在长期代际相处与社会互动中内化了“我正在成为家庭和社会负担”的观念，因而陷入自我隔绝或边缘化的困境。这种过程并非单纯的个体现象，而是在中国语境下家庭结构转型、社区功能弱化及主流文化“年轻至上”导向共同作用的结果。相关研究发现，中国大学生在“孝道”伦理与现代化进程的双重影响下，对老年人的认知呈现出复杂态度。他们虽不愿与父母同住，却倾向于保持就近居住并通过电话或视频维系联系［22］（P609736）。由此可见，代际关系呈现出“亲密而疏离”的特征——年轻人倾向于在保持情感连接的同时，维持一定的空间距离并减少密切接触。这可能造成老年人在生活中不得不审视、解释并调整对自我的反思，进而形成负面的自我认同。

在网络媒介环境中，这种认知失衡被放大。数字平台的算法推荐削弱了媒体的“守门人”作用，使网络舆论更易走向极端与情绪化。尤其是在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媒体上，此类媒介叙事不断扩大老年人的社会比较参照系，加之互联网语言极具概括与夸张的表达方式，使许多普通老年人误以为“一般人”都那样活跃、年轻、时尚，从而产生强烈的落差感［23］（P122-131）。尤其是对于那些身体机能明显下降、日常生活需依赖家人辅助的老年人而言，由于这种媒介图景所呈现的“成功范例”极具局限性与排他性，使得这部分无法独立出行、难以参与社交活动、智能设备操作困难的老年人极易产生挫败感和羞耻感，进而可能主动规避技术介入，拒绝与外来人员建立新的社会关系。

此外，老年人普遍存在技术焦虑。研究表明，学历和技术使用经验会影响老年人的技术接受，高学历老年人因期望更高、自尊更强，当在技术使用中遭遇挫折时，更容易产生焦虑与心理阻抗，从而降低对技术的使用意愿［24］（P103-113）。这说明技术焦虑不仅源于老年人的事实能力差异，还与个体对自我价值的认知有关。当高学历老年人遇到数字瓶颈时，更可能将挫败感上升为对自我能力的质疑，进而引发更强烈的负面情绪与抗拒行为。总体来说，适老不应仅限于物理障碍的消除，更应通过技术与制度增强老年人的自主感，在不将老年人简单视作弱者的前提下，为其提供能够支撑其自主参与社会生活的文化环境，为老年人赋权。

经由上述对中国社区适老困境的分析，我们重新审视与溯源“社区”一词的内涵。滕尼斯在1887年首次系统提出“共同体”（Gemeinschaft）与“社会”（Gesellschaft）概念的区别：社会建立在契约、利益和理性选择的基础上，是一种工具性联结；而共同体则由“本质或自然意志”驱动，体现为本能、习惯和记忆，强调统一与团结的社会关系与组织方式［25］（P87-90）。20世纪30年代，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将滕尼斯的共同体思想引入研究视野，并将“共同体”译为社区。后来，社区的内涵在学术研究中逐渐清晰，从社会关联方式层面逐渐演化成带有显著地缘、空间场所意义的概念，也延续了其伦理道德层面自发、自为与互惠的内涵。社区成为人与人之间互动、价值观和文化形成、惯习和日常生活得以建立的重要平台。

当前我国面临的适老问题不仅在于物理层面服务设施的不足，更深层次地表现为老年人社会网络的稀薄、身份认同的失落以及生活意义感的式微。在此背景下，共同体作为一个融合空间结构、社会网络与情感认同的综合性概念，为社区适老提供了兼具理论解释力与实践操作性的视角。共同体的核心在于对“共同”的建构，这不仅指共同的居住空间与制度安排，更指向共享的文化价值认同与行为路径。本研究认为，推进社区适老治理应以共同体建设为切入点。在中国社区语境中，共同体概念有助于营造独特的共治生态，其既涵盖基层政府治理结构所形成的正式制度共同体，也包含以中国老年人独特的公共参与、邻里交往与互助行为为基础的非正式制度共同体。因此，在探索社区适老治理路径时，应以共同体为核心，在观念、制度、空间与技术四个维度上破除掣肘，实现治理目标。

使用韦恩（Venn）图能够比较明确地传达四个维度之间的逻辑联系。共同体视域下社区适老治理的基本框架如图3所示。具体而言，C代表Concept，是社区共同体中最具统领性的部分，是一种对积极老龄观内在认同；I代表Institution，它指涉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共同体中由骨干型老人完成制度柔性落地与协同的任务；S代表Space，是指承载老年人日常行动与社交的物理与社会空间；T代表Technology，即数字化、信息化及各类智慧工具的支撑。在这里，受制于各类主客观条件限制，治理方案可能因难以同时满足这四个方面而呈现出其他多种类型：如T Space仅有空间保障，没有观念、制度支撑与技术支持，呈现出居民的自组织形态；I-T交集区域意味着制度与技术结合，虽执行效率高，但缺乏线下空间公共活动空间支持，居民黏性不足；C-S-T交集区域有观念、空间保障，老年人具备较强自立自主性，且社区线上线下互动活跃，但缺乏制度与组织保障，存在稳定性不足的问题。笔者认为，只有同时包含观念、制度、空间与技术四个方面的方案，即图中四个维度的重叠区域，才能建设本土化的社区共同体，实现社区适老治理有效。

图3　社区适老治理的基本框架

（一）观念更新：将积极老龄观作为社区治理公共价值

在共同体的生成逻辑中，观念奠定了共同体的内在核心，有关“老”的观念亟待更新。需要明确的是，每个人都会有变老的时候，衰老是生命的自然进程。积极老龄观致力于在社区场域中打破以往将老年期视为衰弱和负担的固有偏见，转而强调“长寿是人类发展的礼物”的价值取向。这种公共价值的确立，需要社区成员普遍认可变老并不等于退出，老年人不应被置于社会边缘，而应成为社区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社区活动中的宣传标语、邻里对话中的日常用语以及家庭对子女讲述衰老与长寿的方式，都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共同体的老龄观念。对此，应在社区宣传栏和电子屏中张贴与滚动播放有关积极老龄观的标语，突出“老有所为”的价值取向；在社区幼儿园、文化活动中心开设“认识老龄社会”“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等专题活动，推动跨代际教育，使年轻一代形成对老年人的尊重和理解；借助重阳节等契机，社区在组织活动时要突出老年人作为社会贡献者的形象，鼓励老年人参与活动组织、担任志愿者或评委。如此，年轻人对老年人的尊重会更自然地内化为习惯。更重要的是，老年人将会更主动地承担公共事务，适老不再是外加的要求，而是日常生活的自然状态。它既为老年人的持续参与提供了心理支持和身份正当性，也为社区共同体的情感凝聚与价值认同提供了深层土壤。

（二）制度保障：构建三个层级的柔性传导机制

中国式社区治理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街道等基层公共部门在社区中承担大量服务供给、秩序维护与利益调节的责任。公共部门不仅是社区建设资源的主要供给者，更是共同体规则的制定者、价值引导者和行动引领者，这种公共部门高度嵌入式的治理结构，使得社区治理更具稳定性和组织性。在适老社区治理中，应以街道政府—专职老龄工作人员—骨干型老年人为核心架构，构建“政策执行—组织落实—统筹协调”三个层级的传导机制，使行政资源的纵向传导与共同体的横向联结相互耦合，为共同体提供制度与秩序层面的保障。

具体而言，在政策执行层面，街道办事处作为基层行政单位，负责将上级老龄政策转化为具体的社区行动方案，统筹配置资金、场地、人员等资源，为适老社区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和物质基础。在组织落实层面，街道办事处专职老龄工作的人员通常有与老年人相处的丰富经验，他们通过日常走访、组织活动、连接资源与服务等方式，在具体服务过程中逐步增强老年人对社区的归属感和参与意识。更重要的是第三层级，那些时常参与街道老年协会活动的社区老年人往往在同龄群体中拥有较高的威望，容易在老年人群体中逐步建立起良好的信任基础与领导形象，因而成为适老社区治理时公共部门与公民的中介。骨干型老年人能够发挥治理末梢的协同作用，他们不仅能够熟练协助社区组织活动，还能调动更多老年居民参与社区事务，有效激发社区共同体内部的老年人能动性。他们因长期互动形成稳定的互信纽带而承担起秩序维护的角色，将政策精神以更柔性的方式传递给其他居民，从而减少行政指令与群众实践之间的理解差异。在上述过程中，行政体系的纵向传导与社区共同体的横向联结形成合力，既有助于提升老龄工作落实的实效性，也推动了社区内部情感认同与集体归属感的深化。这种制度执行与情感支持并重的实践路径，将成为推动适老社区治理向纵深发展的关键动力，使老年人将社区视作生活秩序与价值认同的保障空间。

（三）空间支撑：重点改造老年人日常聚集的场所

根据锚点理论，老年人由于行动能力和健康状况的限制，在认识环境与扩展活动空间的过程中常常会遵循特定规律，如家中、户外休闲区和附近购物地点，这些场所共同形成了老年人典型的社区行动环境［26］（P76-98）。在这一空间范围内，老年人依赖特定的锚点来维持心理稳定、行为连续与身份认同。随着退休生活的到来、身体状况的变化、家庭与社会角色的变化，老年人往往倾向于在熟悉、安全的社区范围内，以群体性、有规律的方式开展日常活动，如晨练、跳广场舞、下象棋等。公共部门应准确识别老年人日常生活中的高频场所，将其作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适老化改造的重点区域，确保这些核心场所安全可达、功能完备。

承载老年人高频活动的空间本质上构成了社区共同体生活中的情境锚点。为老年人提供稳定的生活节奏、持续的社会参与和安全可预测的互动场景，不仅能满足老年人对陪伴、认同与参与社会活动的需求，还能在无形中加深社区情感连结，促进形成共同体精神。为了保证老年人在共同体空间中的周期性活动频率，应将晨练、广场舞、象棋对弈、集体用餐等规律性活动纳入社区活动计划，破除当前的自组织形式，由公共部门提供空间保障与物资支持，老龄工作人员组织指导，骨干型老人进行动员，使这些在特定空间范围内发生的活动形成促进老年人社交的日常机制。

老年人所特有的心理特征使其更易于在社区生活中寻求价值共识，他们往往更愿意遵守共同体的规范，认同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体诉求，并主动践行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因此，老年人在社区中群体性、规律性的活动，不仅维系了其个体日常生活的稳定性，更为社区共同体的情感联结提供了坚实基础，这种动力应当被看到与重视。

（四）技术赋能：发挥数字媒介的在地化属性

在传统的以近为美的社区空间在地化逻辑之外，一种以共同兴趣为基础的“在线数字共同体”正在形成。数字媒介作为连接个体与群体的新中介，不仅拓展了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渠道，也成为延伸空间边界的关键力量。尽管老年人面临一定的数字鸿沟困境，但在诸如维系家庭联系、参与社区的社交互动等特定情境下，其对技术的接受度会有所提升。当下，老年人的在线参与能力与意愿正在显著增强，这种“有选择的技术使用”往往集中于微信社交、短视频软件使用中，其内容与形式均呈现出显著的在地化特征。与此同时，在对中国社会最基层民众生活的观察中，我们不难发现，近年来抖音、快手等社交媒体应用本身也存在在地化倾向。

从实际情况来看，社区成员自发建立的微信群通常是基于兴趣爱好所延伸出来的社交空间，群成员多为日常线下频繁互动的熟人。而短视频平台的使用，如点赞、转发和评论等行为多集中在熟人之间，人员常与老年人日常线下交往对象一致。这种以在地社会网络为依托、自发接触数字技术的现象，不仅体现出老年人数字生活实践的可行性，也反映出他们主动从在地向在线转向的意志。他们通过媒介主动维护社交关系、持续社会参与，发展出一种基于“附近”关系的数字互动方式，这对社区适老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

在共同体视角下，适老技术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能否贴近老年人的生活逻辑，作为承载老年人社会情感与行为节奏的延伸场域，嵌入其已有的社会网络。在智慧社区的构建中，应依托老年人的线下日常活动建立微信群、视频号等线上延续空间，形成“线下活动—线上延续—赋能线下”的互动闭环。可邀请活跃的骨干型老年人作为数字联络员，协助街道办事处的专职老龄工作者发布信息、组织活动与引导老年人参与线上交流，将线上社交与社区治理有效衔接，为老年人提供更具情感温度的数字化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