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期间，双方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注入新动力。5月21日上午，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CGAIG）及复旦发展研究院（FDDI）访问学者、巴塞罗那国际研究学院（IBEI）高级研究员、联合国大学区域一体化比较研究所（UNU-CRIS）客座研究员安东尼奥·波斯蒂戈博士（Dr. Antonio Postigo）和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副秘书长、复旦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辛艳艳博士进行了深入对话。波斯蒂戈博士结合其国际政治经济学背景及在联合国的任职经验，深入剖析了中美人工智能对话的深远意义、全球南方的核心诉求，并评估了自由贸易协定（FTAs）和数字经济协定（DEAs）作为AI局部监管框架的独特优势与局限性，同时探讨了亚太地区作为制度试验场的示范效应。

以下是波斯蒂戈博士核心观点的摘录总结：

人工智能如今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商业技术范畴，正日益成为国家经济竞争力、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核心。当两个人工智能大国停止沟通时，国际数字秩序碎片化和战略互疑的风险将显著增加。因此，中美重启人工智能对话兼具象征意义与现实价值。即便目前对话程度有限，它也为双方交换信息、管控风险搭建了底线渠道。为了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前沿模型失控、武器化人工智能系统被非国家行为体滥用等极端情况，中美可考虑仿照冷战时期美苏间的“红色专线”机制，建立专门的AI危机沟通渠道。

与传统外交中“部门先谈、元首后签”的路径不同，此次中美互动首先由最高领导人进行面对面会晤，再由具体执行部门推动后续议程。在当前中美之间仍缺乏足够战略互信的背景下，现阶段的首要任务不是拿出一份面面俱到的详细条款，而是向外界释放双方愿意持续沟通的意愿，为后续互信定下基调。这可能为随后在部长级或技术层面开展更具体的讨论腾出空间，便于双方进一步探索具体的合作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层互动的重要意义在于为后续各层级交流创造条件。

然而，这场重启的对话面临的现实局限依然不容忽视。从美方代表（包括美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在峰会后的表态可以看出，美方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基于“现实主义”理论看待AI。在他们眼中，AI是大国战略竞争、夺取技术主导权和相对实力博弈的赛场，而非一个单纯的合作领域，《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也印证了这一点，其核心逻辑始终紧扣“赢得这场竞赛”。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看，这种现实主义叙事强行将AI治理与地缘政治、国家安全深度捆绑，这与强调国际合作的制度主义理论，以及中国所主张的“重对话、强协调、包容全球南方、共同抵御跨国风险”的多边主义方法背道而驰。因此，当前的破局难点在于，如何在竞争常态化、治理偏好迥异且对国际秩序构想大相径庭的情况下，在中美之间开辟出一条务实的合作路径。

包括剑桥大学生存风险研究中心创始执行主任赫格提（ÓhÉigeartaigh）和《财富》（Fortune）研究员罗伊特堡（Roytburg）在内的学者指出，即便地缘政治日益紧张，对美国政策辩论中频繁出现的“中美AI竞赛的零和博弈”论调也应保持警惕。在这种视角下，“AI竞赛”不像是对技术现状的客观描述，更是一种被刻意构建的政治叙事。它往往被美国国内用作借口，去削减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审查，从而让商业利益和地缘战略凌驾于更广泛的社会和环境福祉之上。这种苗头在美国近期关于AI基础设施的立法辩论中已初露端倪，比如为了支持耗能巨大的AI数据中心运转，美方正在试图为核能及其他能源项目开辟“绿色快车道”。但无论如何，这种大国间的零和博弈思维，都会严重侵蚀国际合作的基石。

未来的全球AI治理不应被少数发达经济体的单方议程所左右，而必须统筹兼顾：既要回应发达国家所关注的安全与战略稳定，也要满足全球南方所迫切期待的发展与包容。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最大的担忧是在规则制定中被边缘化，从而沦为被动的规则接受者。发达经济体目前的辩论焦点高度集中于法律监管、伦理问责、虚假信息及前沿模型的长期安全风险；而全球南方则更倾向于将AI视为推动经济现代化、释放生产力、优化公共服务和消除贫困的利器。他们更看重AI在医疗、教育、农业、普惠金融和产业升级中的落地应用。如果全球治理框架一味盯着“风险防范”，用过于苛刻的安全法规因噎废食，其结果只会无意中拉大数字鸿沟，加剧全球的不平等。2025年巴黎AI行动峰会便将这种矛盾暴露无遗：中欧共同签署了倡导包容性和可持续AI的最终声明，而美英两国则因担心监管过重、折损国家利益，拒绝在声明上签字。

在推动AI治理走向包容的进程中，中国拥有独特的战略优势，尤其在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务实合作方面大有可为。在谈及中国如何为全球南方的AI发展与普及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时，波斯蒂戈博士提出了几个关键方向：包括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开展AI能力建设与技术培训、推进开源合作、提供高性价比的云服务、开发面向民生发展的AI应用，以及积极引导发展中国家加入国际治理话语体系。这些举措若能真正转化为发展中国家内生的AI应用、调适与治理能力，并契合其本土的发展诉求，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价值。

从原则上讲，一个参与广泛、基于国际条约承诺的多边框架，是全球AI治理最正统、最合法的基础。但期望仅凭一部包罗万象的单一条约就毕其功于一役，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纵观历史，二战后的“全球公地”多由基于条约的多边机制主导，但冷战结束以来，全球治理越来越倾向于采取更灵活、针对特定议题、网络化的路径。具体到AI领域，技术迭代的迅猛、各国监管的割裂以及大国博弈的拉锯，让多边协议的达成困难重重。

因此，AI治理必然是多层次、复合型的。中美高层双边对话聚焦的是战略稳定、军事应用、前沿模型的毁灭性风险以及危机管控等高维议题，而自由贸易协定（FTAs）和数字经济协定（DEAs）则在更具体的制度层面发力，调和诸如跨境数据流动、系统互操作性、技术扩散、能力建设以及数字基础设施标准协调等微观的经济与监管问题。

相比不具约束力的多边宣言，自贸协定（FTAs）和数字经济协定（DEAs）拥有无可比拟的机制优势：它们具备法理上的正式承诺、捆绑了切实的经济利益，且提供了一个“自下而上”的柔性试验环境。由于各国监管模式南辕北辙，小范围的缔约国完全可以通过这些协定，以渐进的方式去测试新规与合作机制。

当然，其局限性也同样明显。尽管此类协定配有争端解决机制和市场准入等激励杠杆，但它们毕竟是为贸易和监管量身定制的，无法有效威慑或制止某些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去研制AI武器或开发失控的前沿模型。FTAs和DEAs真正的历史功绩，是在数字贸易、数据治理、技术对齐和机制性对话上求同存异。这些条款在局部区域验证成功后，将成为构建更宏观治理框架的“模块化积木”。

在这一轮“以贸促管”的数字与AI治理浪潮中，亚太地区走在了世界前列。截至2026年5月，在全球20个明确写入AI条款的贸易协定中，有16个诞生于亚太。这种高度聚集主要得益于三大红利：

其一，新加坡发挥了强大的制度催化剂作用。作为一个高度开放、数字互联的软件外向型经济体，新加坡是《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诸多DEA的核心操盘手，率先在跨境数据流动、无纸化贸易、数字身份互认等“国内规制”（behind-the-border rules）和新兴技术规则上实现了破局。其二，亚太地区坐拥全球整合度最高的跨境生产网络和数字价值链，而中国则是这一网络的核心支撑。这促使各方政府必须积极协调规则，以确保数据、服务、投资和技术的全链条通畅。其三，亚太地区独特的“和而不同”赋予了其强大的机制包容性。这里既有发达经济体，也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诉求各异。这种多样性看似是协调的阻碍，但该地区依托“东盟中心地位”发展出了一种务实、身段柔软的合作范式——不搞“一刀切”，而是寻求“最小公约数”，通过模块化框架实现小步快跑。这为AI治理提供了极佳的启示：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可能无力承担严苛的AI监管成本，但它们完全可以在数字基建、标准对接、能力建设等领域，以符合自身国情节奏的步伐，融入负责任的AI生态圈。

未来全球AI治理的图景，绝非一家独大，而更像是一个多层交织的生态系统。在这里，刚性的法律框架、软法规范、行业技术标准、基于贸易的让利机制以及外交层面的斡旋，将在长期的制度博弈中实现交融互鉴。尽管一个广泛参与、具有条约约束力的宏观多边机制依然是我们的终极愿景，但在当下的地缘政治现实中，期待单一的全球组织去解决所有的利益冲突和技术风险，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近期国际人工智能峰会上就包容性、可持续性、监管与安全问题产生的分歧，正凸显了凝聚共识的困难。

在此背景下，波斯蒂戈博士强调，中国可以通过与发展中国家的务实合作，在构建更具包容性的AI治理格局中发挥引领作用——通过布局数字基础设施、提供技术援助和推进能力建设，真正推动全球南方走上AI治理的辩论台。同时他重申，自贸协定与数字经济协定虽无法包揽多边治理的全局，但它们在数字贸易、标准互认、机制对话和技术扩散上搭建的现成“积木”，可能有助于减少技术排斥，并推动构建一个更加平衡和包容的全球数字新秩序。